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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移动与宁夏地域文化【宁夏地域文化中的移民因素】

归档日期:06-19       文本归类:待运地域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唐太宗灵州民族友好之旅(俗称灵州会盟)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件大事:不但使历史上的民族友好交往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使中国的疆域版图扩大了几近一倍,而且也使宁夏这个移民地区在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舞台上的地位更加显赫。正如唐太宗所说:

  民族融合是以民族交往为前提的。历史上的民族交往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移民。移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移民。

  由于宁夏地理位置特殊,环境和物产特殊,加上自然的、社会的各种原因,这里自古以来就成了各类人群移居的目的地。因此,宁夏的地域文化自然而然地就打上了这些移民的文化烙印。

  据研究,早在3万年以前的水洞沟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具有西方旧石器中、晚期特点的石器,对这种地区相隔遥远,文化雷同的现象,专家解释为是人类“大距离迁徙的同化影响”,被后来的很多学者引证为东西方交流的有利证据,并提出历史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丝绸之路“的前身应为史前时期即已存在的“石器之路“的假说,认为水洞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风向标。

  大约在距今3400-3000年间(相当于殷商至西周时期),有一次由暖湿气候向干凉气候的大变化。由于气温剧降,北方草原环境急剧恶化,威胁原在那里放牧的西戎部落的生产生活,迫使他们南迁至黄土高原等地,寻找更适合他们放牧的新的较好的草场。宁夏的贺兰山、六盘山、罗山等山地间的草地、高山草甸、低山灌木丛草原和中北部平原地区的渔盐之利,便成了游牧民族理想的放牧地。先是鬼戎部落进入南部乌水(今清水河)流域,西周时称严允(薰育、荤粥),其支系义渠、乌氏、朐衍诸戎,分别在六盘山东麓和灵盐台地一带活动。接着,昆戎(犬戎、昆夷)在西周初年由泾河上游向祖厉河、乌水流域移动。他们总称“西戎”,“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贺兰山中许多地段的岩画,有不少即为当时遗迹。他们的人口数量史无明载,但从西周伐鬼方(西戎一部),鬼方死亡1.3万人的记载看,戎族人口当不在少数。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宁夏人口构成是以戎族为主要成份的。

  到春秋战国时期,匈奴开始进入包括宁夏在内的河套地区。从战国时秦在宁夏南部修筑长城以拒胡(匈奴)的情况看,宁夏南北大部分地区被匈奴占有;又从秦朝统一六国后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的情况看,当时居于河套地区的匈奴人数肯定不少。当时宁夏北部的主体民族应该是匈奴。

  秦朝时期,先是秦始皇于前215年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取河套地,次年,沿河设置郡县,从内地移民徙边戍守。从移“榆中三万家”的资料看,这时的宁夏人口不多,按每一家以3口人计,当在9万人左右,再加上秦朝的驻军,这便是当时宁夏的人口构成。

  其时宁夏属北地郡,辖有乌氏(今固原南境)、昫衍(今盐池一带)、富平(今吴忠市)等县。后因安置不妥以及秦末连年战争,徙边戍守者纷纷离去,宁夏大地又为匈奴所有。

  自两汉以后,随着民族观和民族政策的逐步成熟,历代中央王朝不再采用简单的驱逐政策,而是逐步用“移入”“安置”代替了以前的“逐出”。

  西汉文帝时开始募民屯戍。武帝时厉行屯田耕战,几度大规模移民实边。这时汉族人口成为本地区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宁夏全境约有近10万汉人(不包括驻军戍卒和流犯奴仆、佛道僧尼等),其中北部1.6万余户,5.5万多人,南部1.2万余户,4万多人。又据张维慎估算,当时北地郡在宁夏共有5县(富平、灵州、灵武、廉县、昫衍),合16965户、55445人;安定郡在宁夏有7县(三水、参峦、高平、朝那、眗卷、乌氏、月氏道),合42725户、143294人。总计宁夏全境有31210户、103213人。

  西汉实行“属国”制度,安置归附的匈奴人。当时安置在宁夏吴忠罗山脚下的属国是“北地属国”,人口数量不详。但根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元狩二年(前121年)第二次汉匈战役结束之后,匈奴昆邪王率4万余众降汉,武帝“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推断安置在北地属国的匈奴人当在8000人左右。

  东汉时大量羌人进入宁夏,成为宁夏人口的主要部分,并发动三次规模巨大的起义,迫使“边塞四郡内迁”“富平三迁”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给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老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失大半”。永和五年(140年)宁夏全境仅4600多户,2.3万多人。其时,羌人数量史无明载,但从皇甫规曾招抚羌人20万,段熲屠杀羌人数万的记载看,羌人的总数应在20万人以上。加上三水属国(即西汉时的“北地属国”。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因北地郡辖境过大,不便管理,便将北地郡西部地区析出另置安定郡,属国在安定境,因此改称“安定属国”,因其治所在三水县,又叫“三水属国”)安置归附的匈奴人,推测,其时宁夏境内的少数民族人口数超过汉族居民数。因此,东汉后期,宁夏境内的人口格局,应该以少数民族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宁夏再次成为北方各游牧民族频繁交替和互相融合的基地,“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先是鲜卑、匈奴、羌、氐等部族纷纷迁入宁夏北部,他们的人口数量不详。但从树机能起义的资料中看到:西晋咸宁三年(277年),树机能作战失利,有20多万人降附,另有“万余落”继续战斗。由此可见魏晋时鲜卑人在宁夏的势力之众。后来郝连勃勃的大夏据有宁夏留下了“白口骝”“果园成”“丽子园”等地名;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南部三县有居民2300多户;北魏时人口有所增加,曾将归附的柔然族万余人、敕勒族数万人安置在南北各地,又迁关东汉人和胡人屯田,北部灌区为此置“历下”、“汉城”和“胡城”。北周建德三年(574年)迁2万余户于怀远(今银川),宣政元年(578年)又迁江南降卒3万余及江淮居民于灵州(今吴忠市境)。至此,宁夏境内初步出现了“五方错杂”的人口格局。

  隋开皇五年(585年),朝廷发丁3万于宁夏、陕西筑长城。至大业五年(609年),宁夏全境约有2.7万多户约10余万人,其中,北部约1.3万户,南部1.4万户。到隋大业五年(609年),宁夏全境有30381户、151905人。少数民族有多少?无法统计。但从“稽胡万户”的记载看,至少1万户、约5万人。

  唐代由于实行了更加宽松的移民和羁縻州政策,人口明显增多。天宝元年(742年),宁夏全境约有2.25万多户,10.8万人,其中北部6.1万人,南部4.6万余人。从唐诗“水木万家”和“弓刀千骑”可以看出,北部灌区人口军队较多。当时,以灵州为治所的朔方节度使(址在今吴忠),领有镇兵6.4万余,为唐朝最大的军镇。

  这个时期的移民特点是,由朝廷统一安置迁入众多少数民族部族。灵州成为唐太宗接受各少数民族首领归附的“受降城”,同时也是安置归附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选地。如贞观初安置突厥降户于他楼城;高宗时安置西突厥部众于盐州;咸亨时吐谷浑部数千帐迁入,在罗山脚下置安乐州;由河西走廊迁入沙陀部3万余人,从青海等地迁入党项20万户“散居灵夏间”(今宁夏与陕北间)。每户按4.1人计,总共安置党项族约百万人,其中,居宁夏境内的应该不少于四分之一,即20万人。还特置“六胡州”等约20个羁縻州、府安置内迁的各少数民族。于是“种落愈繁”,人口激增。推测当时人口(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超过汉代。

  宋朝时,宁夏南部属宋境。宋初,原州仅有6千多户,元丰三年(1080年),增至2.2万多户,南部总人数达3.1万余户,崇宁元年(1102年)南部有3.3万多户,11.5万余人。金元光二年(1223年)达4.3万余户,可见人口增长之快。这些增长的人口中,除了自然增长的因素外,大部属于移民。宋时在宁夏南部的军队集结,数量和时间都超过前代。当时驻在原州的禁军即有20余万,另有众多乡兵、厢兵。这些军队的集结也对宁夏南部的人口构成,产生了影响。

  西夏据有宁夏中北部以后,党项及吐蕃、回纥人口大增,成为宁夏的主体民族,加上汉族,仅中兴府(银川)即有20万左右,西平(吴忠)居民34757户,约13万余人。境内驻军22万以上。其中中兴府驻军7万,西平府驻军5万,南牟会(今海原境)驻军数万。两者相加,总数在55万人以上。

  宋、夏时期,宁夏南北部的军、民人数相加,总数已接近百万(其中南部约40多万,中北部约55万)。

  西夏末(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灭西夏,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蒙古军攻占兴庆和灵州后,四处搜杀军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千里几成赤地”,“城遂空”这是宁夏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空城。而这一次的空城(持续时间约40年),便为新一轮的人口更新创造了机遇。

  元朝建立后,在官府的组织下,又陆续迁入各族人口前来屯垦。公元1268年(至元五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令西夏时外逃的避难者归还本籍,并设西夏惠民局、西夏营田司、西夏中兴等处新附军万户府等机构收容安置,组织屯田。同时从湖北等地迁来万余移民以实之。北部人口已超过唐代(6.1万人)。六盘山东侧的清水河流域也成为新聚移民的屯垦基地,包括军屯兵士3万余,民屯4000余户。特别是,元代初年,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波斯等被签发来宁夏的“回回”人,其中一部分被编为“回回军”,与数万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探马赤军”、回纥人等同当地女子(主要是汉族女子)结婚定居,繁衍生子,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回族。他们的人口数量约在1012万人左右。(其时,全国的回族人口约110120万左右)。元朝的这次移民,实现了对宁夏人口的彻底清换,从而奠定了宁夏“回族之乡”的基础。

  明朝初年(13701372年),先是为防避元蒙残余势力的袭扰,明政府将宁夏境内的全部居民迁往陕西关中,三五年后又迁回原地,并“徙五方之人实之”,宁夏遂成为“五方错杂、风俗不纯”之地。同时实行军屯。当时,宁夏、固原镇城和周边卫所的居民,均以驻军为主,故有“四卫居人二万户,衣铁操戈御骄虏”之说。据统计,嘉靖年间,宁夏全境召集民屯有3.4万多户,10.5万余人。其中,北部2.6万户,5.2万余人;南部0.8万多户,5.2万余人。南部每户平均人口数是北部的6倍多。这说明,北部处于边塞特殊环境,生活不如南部安定,人口中的妇女和儿童数量都比南部低。关于这一点,还可从另一统计数据中得到证明:北部人口,从弘治到万历,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弘治十四年(1501年)5.5万多户、17万余人(其中,居于宁夏镇城附近的人口7.4万),嘉靖十九年(1504年)2.6万户、11万余人,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2.9万户、12万余人(其中居于宁夏镇城附近的有3.5万余)。而且,北部驻军人数也呈逐年减少的趋势:永乐年间驻军19.8万余人,其中北部7.1万余人,南部12.6万余人。万历时,北部宁夏镇降至2.7万余人,南部固原镇降至9万多人。这反映明末军屯经济破坏,北部甚于南部。

  明代的回回人口数量增长很快。在1393年明初的人口统计中,色目人多与汉族融合,仅见回回人口统计,得回蕃(回回)20余万户,按户5.68人统计,回回总数约为110-120万,明初总人口与元代相近,加之元末农民起义对回回的屠杀,估计起义前回回总人数不低于200万人。那么回回人口从元初的10-12万人到元末发展至200万人,增长速率达1819%,在生产力落后的封建时代,仅靠人口自然增长是绝对不可能实现这样的增长率;唯一可能的增长方式是机械增长,即大量吸纳非回入回也就是说大量非穆斯林皈依伊斯兰成为回回,是回回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

  到了清朝,移民屯垦的结果便是人口的大量增加。据文献统计,清代嘉庆年间,宁夏北部21.4万户,139.2万余人,较之200年前的明嘉靖年间超过10倍;创历史最高纪录。所谓“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绿禾青一望同”(通智诗),其中平罗县境明代仅2000余口,乾隆时跃增为15.8万余人,增长了73倍!竟成大县。其时驻军人数大减,人口分布由集中趋向分散,宁夏府城人口约30万,仅占宁夏府人口的22%。各县人口也多分散于众多村庄,所谓“民空其堡寨,散致于野,以就农作”。反映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家庭人口也趋于合理,每户平均人口6人多。还新增一个民族满族,雍正年间,于宁夏府城外东北五里筑“宁夏满营”,驻八旗官兵5000人,连同家属、工匠共1.2万余人。

  清代回人口族继续增长,从宁夏(今银川)至平凉,“千里皆回庄”。但“同治兵燹”后,宁夏人口锐减。据统计,宁夏北部,嘉庆十七年有人口约140万之众,但到清末宣统元年,仅余25万人!(另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整个宁夏府人口损失多达150万,战后仅存10多万。)当时的宁夏,“往往数十里村落廖廖,人烟绝无”,“同治之变,十室九空”(《朔方道志》第9卷)。

  民国前期,由于战乱不已,人口连续下降。1920年12月16日海原特大地震,造成23万人死亡(其中海原7万余,固原3万余,隆德2万余,分别占本县总人口的59%、45%、36%)。次年固原又发生6.5级大地震,“固原四周死万人,古成外二十五里不见人,田无耕者”。到1928年,全宁夏有户120431、口668362人(其中,北部78115户。449814人,南部42316户、214581人)。

  抗战时,由于宁夏属于后方,陕、甘、豫、晋、鲁、内蒙古等地有大量难民陆续迁入,人口数量逐新回升。1935年,宁夏有162850户、1317810人(其中北部114268户、1002876人,南部48582户、314934人)。1947年191204户、1123830人(其中北部136828户、773325人,南部55102户330505人)。1940年,宁夏北部回族人口447848人,占总人口的20.9%。1947年宁夏南部回族人口155896人,占总人口44.5%。

  历史上,各民族的迁徙、移民对宁夏地域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除了前述使宁夏的民族和人口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外,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民族迁入宁夏,弥补了宁夏当地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劳动力不足,促进了宁夏社会经济的发展。

  内地汉族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种子,在宁夏修筑城堡、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交通。如秦朝的移民在宁夏修筑长城、富平城、神泉障、浑怀障以及秦渠等军事和农业设施;汉代的移民在宁夏修筑灵州、灵武、廉县、上河城、南北典农城、眗卷、三水、高平、朝那等城堡;兴修秦渠、汉渠(汉伯渠)、光碌渠、尚书渠、御史渠、高渠、汉延渠、唐徕渠、七级渠、蜘蛛渠、七星渠等水利设施,开垦农田约50万亩;南北朝时期,从江南迁移三万降卒到宁夏,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种子,据研究,宁夏种植水稻的历史,就发端于这批移民。《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四《州郡部十关西道灵州》载:“灵州(今宁夏吴忠市),(隋郎茂)《图经》曰:周宣政二年(应为周宣政元年,578年引者)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有据可考的是在唐代。据《宋史.郑文宝传》记载,:“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文宝至贺兰山下,见唐室营田旧制,建议兴复,可得秔稻万余斛,减岁运之费。”秔稻,即粳稻。宁夏贺兰山下的营田,是唐武则天时由大将娄师德领导的。由此可见,宁夏种植水稻最迟不会晚于唐代,而且是由“营田”者即江南移民带来的。由于历代移民的辛勤劳动,宁夏遂有了“塞北江南”的美誉。

  少数民族的移入,也对宁夏当地的社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戎族移居宁夏后,建立了“西戎八国”,修筑了昫衍、乌氏等数十个城堡,促进了当地城镇的发展;他们不断发展牧业生产,不但培育出著名的“文马”,而且也涌现了象乌氏倮这样名噪一时、富甲一方的著名人物。乌氏倮,名倮,战国末年秦国乌氏戎族人,大约生活在战国末年和秦始皇统治时期,是宁夏历史上第一个写入“正史”的人物。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乌氏倮从事畜牧业生产,养了大量的牛羊,他将牛羊换成珍奇异宝,献给戎王,戎王以十倍的价格赏赐牛羊,结果他的牛羊多到“用谷量马牛”,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富商,秦始皇闻讯后,给他“封君”一样的待遇,可以和朝臣一块儿朝觐皇帝。

  乌孙人、羌人移入宁夏以后,也促进了宁夏畜牧业的发展。西汉初期,战马匮缺,当时全国只有3000匹马,“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但自平城之败后,汉帝国设立马政以加强养马事业。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在西北边郡大兴马苑达36所,养马30万匹,3万多养马者多系乌孙、羌人等少数民族。经过数十年养精蓄锐,汉武帝时代终于达到骑兵的巅峰状态,一度竟拥有甲兵45万、军马60万匹,“庶众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这些马的相当一部分产于北地、安定两郡,即今宁夏地区。当时宁夏的灵州有号非苑、河奇苑两个大型军马场,“人民炽盛,牛马布野”。

  1982年10月发现的史道德墓,出土的文物有墓志、动物纹圆形金饰、兽面金饰、素面小铜镜和金带扣等,包括陶器共20余件。由墓志记载可知,史道德由东宫左勋卫官至兰池正监,是负责管理马政的官员。

  1986年,出土的史铁棒墓志记载:史铁棒官至大唐司驭寺右十七监,是负责管理马政“牧监”的官员。马在古代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因此对朝廷十分重要。据史料记载,牧马是一项技能性很强且又十分繁杂的工作,同时还有很多具体的规定,而史铁棒因为长期牧马,经验很丰富,其墓志中提到他牧马的水平很高。

  据研究,唐代负责监牧的官员多为“昭武九姓”的粟特人血统,而中亚更是当时著名的良马产区,据不完全统计,唐代昭武诸国仅正式贡献马匹的记载就达10次之多。史铁棒、史道德都曾负责过马政,不能说这是偶然,而是粟特人确实在牧马方面有着特殊的技能,使用它们来管理监牧应该说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羌人对宁夏畜牧业的发展,还可从如下资料中看出:《后汉书.段颎传》记载段熲羌人起义凡百八十战,获马、牛、羊、骆驼四十万七千五百。这些战争大多发生在宁夏境内,由此可见当时宁夏羌人养畜之繁盛。

  第二,各民族移民的迁入,也或多或少地改变和促进了各自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

  汉族本是农耕民族,迁到宁夏后,受当地环境的影响以及政府的指导,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加强牧业生产,以至出现了许多大畜牧主。《汉书食货志》云:“武帝以新秦中千里无亭激”“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李奇注日:“边民官马,今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而归之,十母马还官一驹,此为息什一也。”正是在政府的大力提倡支持下,“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第六);伏波将军马援宁夏避难时,“至有牛马羊数万头,谷数万斛”,成了一个大畜牧主。两汉时,宁夏的畜牧业、尤其是养马业十分发达。不但官方养马场、牧马苑群羊塞道、牛马衔尾,而且民间也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盐铁论未通》记述:“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豪富之家,受使童仆,养育牛马”(《论衡.骨相》),豪门大户“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言言.理乱篇》)

  《书.地理志》也说,当时灵州的贡品中有野马。野马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良马。现代科技证明野马与家马交配,可以大大提高马仔的产量和质量。这也说明,古代宁夏畜牧业发达,除了少数民族的贡献外,当地汉族的贡献也不可小视。

  边疆各族内迁宁夏前,大多从事游牧畜牧业。迁入宁夏后,由于处在新的环境下,受汉族的影响和当地政府的引導,逐渐改变了其社会生产结构,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由游牧转入定居。如羌族,在公元前5世纪处于游牧畜牧业经济,“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但到东汉中后期,迁入宁夏的羌人在汉人的影响下,逐渐走向定居的农牧生活。时北地郡“属国降羌胡数千人,居山田畜”。(《后汉书》卷二十三,《属国五.北地郡》)元初二年(115年),汉征西将军马钧命令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等把滇零羌在灵州们庄稼抢刈而去。

  内迁宁夏的匈奴人(“安定属国”)长期与汉人杂处,脱离了大漠的地理环境,其原有的游牧经济逐渐转变为农业或半农半牧经济,他们有许多人学会了农耕技术,有的逐渐放弃了或部分放弃了畜牧生活而从事农耕或半农半牧。同心李家套子匈奴墓出土了不少陶罐,说明他们己定居并从事农耕;其墓葬的葬俗和中原地区东汉时期的墓葬没有太多差异,说明这些匈奴人在东汉时,其生活习俗己经和汉族很相似了。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发掘的27座墓,也出土了不少陶罐,墓内有木质葬具,随葬物品较多,有陶、铜、铁、金、骨器及珠饰、海贝等1600余件。这些随葬品、特别是大量的陶罐同样说明,这里的匈奴人过的是定居的半农半牧的生活。

  突厥迁入宁夏后,受当地自然条件和农业民族经济的影响,逐渐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唐初,“突厥诸部落来降附者,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后突厥可汗黙啜时,“索此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兼请农噐、种子。”经武则天同意,“遂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种子四万余硕,农具三千事以与之。黙啜浸强由此也。”由于多年的经营,南迁的突厥各部,遂出现了“年谷屡登,种粟增多,畜牧蕃息,缯絮无乏,咸弃其毡裘;菽粟有余,靡资于狐兔”。(《唐大之诏令集》卷一百二十八“突厥李思摩为可汗诏”)......

  所有这些都说明,少数民族内迁宁夏后,在新的环境下选择了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是“人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一种必然现象。

  根据复旦大学的基因研究对照历史迁移记录,汉民族就是多民族在迁徙移动过程中互相融合的产物。汉族远古先民,实包括来自羌、夷、苗、黎等氏族部落集团的人。因而,又有虞舜出自东夷,夏禹出自羌、戎的记述;还有一些传说中的人物,按不同记述,可解释成亦羌、亦夷、亦苗黎。这种历史传说的矛盾现象,反映了不同来源的氏族部落集团逐步融合为同一个族体,创造共同祖先的历史过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古代羌、氐、戎、夷以及鲜卑、匈奴都是汉族的族源。比如,汉姓中的穆曹刘白高等姓,有不少是其他民族的人。白居易,先祖白明达是龟兹人,刘禹锡先祖匈奴人,唐代大将高仙芝,朝鲜人。......汉族就是由古代众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民族。

  具体到宁夏,历史时期,宁夏境内生活的西戎人、匈奴人以及从内地迁徙来的农耕人口(周人、秦人、山东历下人),由于共处一地,共饮一水,共同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到两汉以后,逐渐融为一体,这便是宁夏汉族。宁夏汉族形成以后,在历朝历代,又不断吸纳新的成份,如鲜卑、高车、吐谷浑、党项、突厥这不但使其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而且也使人口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宁夏人慓悍威武的外貌体形与“尚武”的精神气质,不能不说就是这种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众多的民族血缘影响的结果。所以,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说,南北朝时,灵州的风俗是“杂羌戎之俗”。

  不但如此,宁夏汉族、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也是后来生于斯、长于斯的新生民族回族的重要族源之一。13世纪初,从元太祖成吉思汗起,蒙古军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西征,数十年间,将攻占地区的众多穆斯林中亚各族人、突厥人、波斯(伊朗)人和阿拉伯人,强行迁往中国参加灭夏、灭金、灭宋的战争。战争结束以后,他们“随地入社,与编民等。”于是大批穆斯林军士就地落籍,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由于他们多数是签发从军者,万里转徙而来,不可能带家眷,定居后娶当地外族女子为妻,而按伊斯兰教义,与回族结婚的外族女子,必须改信伊斯兰教。久而久之,就繁衍形成为回族。

  党项的迁徙、分离与整合,也是一个例子。党项原居青海,未迁徙以前,以姓为部,一姓又可分为若干小部落,大者万骑,小者数千。迁入灵、夏诸州后,由于战乱,部落离散,便与吐谷浑、鲜卑、室韦、汉族杂居,氏族的血缘关系遭到破坏,吸收了许多族的成份,从而形成了一些新的部落集团,如内徙前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律氏、房当氏、折氏、野擒氏、拓拔氏八大部,内徙后整合为细封氏、费听氏、折氏、野利氏等五大部,并出现了许多新的部落,如庆、灵之间的大虫族(部落),庆州北的野鸡族,丰州的藏才族等(《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党项传》)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部落集团逐渐取代了血缘关系的部落集团,为党项民族向更高一级发展和西夏立国奠定了基础。

  匈奴族几乎与北方高原兴起的各个民族都有族体的交融。如东汉和帝时,匈奴为汉军击败,“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万余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

  文化涵化是指异质的文化接触引起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历史上的移民和民族迁徙,促使各民族之间产生更多长久的、持续不断的接触,使一些民族的部分文化逐渐发生区域性涵化。

  涵化,对汉族来说是“胡化”。唐人姚汝能著《安禄山事迹》卷下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五代后晋刘昫等著《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也说:“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

  匈奴迁入宁夏,其文化、习俗也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上层,为了统治的需要,积极实行汉化政策。“三水豪杰”及其代表人物卢芳,从各种迹象看,其祖实际上是北地属国(安定属国、三水属国)的羌人或匈奴人。他们不但自称汉族,说汉语、用汉文、穿汉服,学习儒家文化,而且为了争夺天下的需要,还假冒汉朝皇族刘氏后裔。卢芳自称汉武帝曾孙刘文伯,并说他的曾祖母是匈奴谷蠡浑邪王的姐姐,也就是汉武帝的皇后,生有三个儿子。后来遭遇江充之乱,太子被杀,皇后也因此被杀,二儿子刘次卿逃到长陵,小儿子刘回卿逃到左谷。后来霍将军立刘次卿为皇帝,迎接刘回卿。刘回卿不出左谷,于是就长期居住在左谷,生下儿子刘孙卿,刘孙卿生下儿子刘文伯,这便是卢芳。

  如果说,各民族文化的涵化(主要是汉化)倾向在秦汉以前尚不明显,那末,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便有了逐渐加强的趋势。

  北魏定都平城后,一方面模仿中原的长安。洛阳、邺城的规划建制,另一方面将大批百工伎巧从各地迁至都城,“舆辇衣冠,甚多迂怪”;“所造车服,多参胡制”,因而被南朝人士看做是“胡风国俗,杂相揉乱”。在北魏墓葬习俗中,鲜卑人既采用中国传统典章制度形式的“古制”“古式”,又部分保存了“烧葬”“歌谣”“鼓舞”“杀牲”等固有的“胡俗”(东胡),还带有西域胡僧文化因子,例如佛教美术、雕刻装饰等,并能够运用到世俗墓葬中去。

  1981年固原南郊发现的北魏漆棺画墓,是一对夫妻合葬墓,随葬品多集中在墓主身旁,计有铜、铁、陶、金、银器及波斯银币、珠饰等70余件。男棺绘制有精美的漆画,棺盖、前档及左右侧板上绘有天河图、墓主人身前饮宴图、孝子故事画。根据墓主服饰、棺木形制及漆画内容推测,年代约在北魏太和十年(486年)前后,墓主人可能是鲜卑人。这些漆画反映了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和绘画技巧,其中由单幅画面构成的连续性孝子故事图,已构成了后世连环画的雏形。汉族的传统故事,以鲜卑装束的人物来表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风情土人情和各民族文化涵化的情形,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形象的史料。

  2005年5月至2006年11月,在吴忠北郊明珠公园及明珠花园商住楼建筑工地共清理北魏唐墓123座。其中墓地内的北魏墓在宁夏北部地区属首次发现。经过两年发掘,共清理16座北魏墓葬、107座唐代墓葬,在随葬品中发现了陶罐、陶壶、陶鼎以及海螺、贝壳、蚌壳等装饰品。还出土了一枚鎏金的开元通宝,而这样的钱币此前只在开封发现过一枚。大量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都证明:北魏隋唐时期,今吴忠一带是长安以西最重要的城市。专家通过对葬墓形制、随葬品和葬具的对比研究,初步确定其族属可能是鲜卑族,但其文化已经逐步涵化。

  彭阳海子塬北魏隋唐墓地,规模仅次于固原南塬北魏隋唐墓地及吴忠西郊、北郊北魏隋唐墓地。从出土器物、墓葬形制等方面分析,此处墓葬属一处平民墓地,随葬品等十分稀少,但因墓葬多未经盗掘,保存完整,对研究北魏隋唐时期彭阳墓葬的形制等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对寻找和确定隋唐“百泉县”故址及其历史沿革提供了新思路。该墓出土的一批珍贵文物,尤其是波斯萨珊卑路斯银币等,器物精美,为研究墓北魏隋唐时期宁夏固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墓葬习俗以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提供了一批珍贵的资料。

  上述考古发现都说明,随着北魏控制了包括宁夏在内的西北地区后,西域各国开始通过朝贡、贸易等形式与北魏来往密切,《魏书世祖纪》记载太延元年(435)蠕蠕、焉耆、车师、鄯善、粟特诸国各遣使朝献,太延五年(439)“是岁,鄯善、龟兹、疏勒、焉耆、高丽、粟特、渴盘陁、破洛那、悉居半等国并遣使朝贡”。西域诸国派遣使者来到平城,也带动了商人陆续沿着西北古道经宁夏抵达北魏都城,北魏也派出二十多批使者远赴西域,宁夏成了各民族文化融合的舞台,从而使北魏时期宁夏的宗教、艺术、音乐、雕塑、绘画、饮食、服饰等多方面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响,固原、吴忠等地北魏墓群中出土具有西亚风格的金银器和玻璃器等随葬品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尤其是墓葬中屡屡出土的胡人俑引人注目,表明当时宁夏地区外来的胡人已经融入当地生活,在文化上逐步汉化。

  隋唐时期,文化繁荣,经济发展,周边少数民族迁人宁夏后,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隋唐文化,并逐渐汉化。这可从窨子梁唐墓群的出土文物中得到证明。窨子梁唐朝墓群坐落在盐池县城西北37公里的窨子山南坡上。目前共发掘了六座。六座墓皆为依山开凿的平底墓道石室墓。墓室门开凿于山丘的横断面上,小墓门,墓室平面多方形,平顶、直壁,转角处作弧。壁面用竖凿、横凿和斜凿的方法,雕刻成三角形、梯形等几何图形。多壁龛,有棺床,上部无封土,有的墓室还留有棱形立柱支撑顶部。出土文物有木桶、琉璃球、石鼎、墓志铭、陶器、货币、胡旋舞墓门等。琉璃球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最为著名的是六号墓出土的,被定为国宝级文物的胡旋舞墓门。墓门单扇高89厘米,宽43厘米,厚5厘米,上下有圆柱形门枢。左门扇上雕刻一女子,右门扇雕刻一男子,两人头戴圆帽,身着圆领窄袖紧身长袍,脚穿长筒软靴,扬臂挥帛,翩翩起舞。各自以直径约1米的圆毯为舞台,纵横腾掷,急转如风,终不离毯。该门制作刀法娴熟,做工细腻,画面线条流畅,人物表情生动,体态优美,写实性很强,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从漫患的墓志铭文中得知,墓主人是大夏月氏人,姓何,为昭武九姓之一,卒于公元700年。墓志说明了这里曾是鲁州辖地。墓志铭用汉字书写,使用了武则天造字17个字(依次是:照、臣、君、月、年、日、星、载、圣、人、初、授、证、天、地、正、国) 中的 五个字,分别是“人、载、年、月、日”。这块墓志连同在固原等地发现的同时期昭武九姓之史姓墓志,均说明,此时移居宁夏的昭武九姓人在文化人己有“涵化”迹象。

  另一个例子就是浑氏家族的汉化。浑氏,本匈奴浑邪王之后。《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浑邪王即左谷蠡王。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破陇西, 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匈奴单于欲杀浑邪王。浑邪王和休屠王等遂降汉,共四万余人,号十万。浑邪王归汉后被封为万户,为漯阴侯。其部被安置在宁夏(北地)及周边地区(陇西、朔方、云中、代),设五属国。

  “浑邪”可能是他的部落名称。归汉后,在文化涵化的过程中,其后人遂以“浑”为姓,出了不少名人,如浑释之、浑瑊等。另据有的学者研究,浑氏在涵化的过程中,在地名方面也留下了些痕迹,如红寺堡(浑氏堡)、浑城水(红城水)等。

  浑氏家族可谓蕃将世家,其九代人的史事考说明,浑氏家族汉化有五种表现,即血统关系上的汉化倾向;地望上的汉化变迁;族望上与汉人认同;姓名上的汉化,读书习儒,从心理上接受汉文化;浑氏家族现象的出现有三方面的社会基础:其一,作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孕育出来的李唐王朝较少民族偏见和保守传统;其二,唐代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即对周边民族的怀柔、羁縻政策;其三,唐代武功强大,需要蕃兵蕃将的加入。

  中唐以后,吐蕃逐渐向包括宁夏在内的西北地区扩张迁徙,导致当地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化。他们在被占领地区设置节度衙,强行推行同化政策,禁止汉人着汉服,强迫各族妇女嫁与吐蕃人为妻。王建的诗句“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司空图的诗句:“一自肃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这些诗句,就是吐蕃文化涵化汉族文化的反映。

  到了宋夏时期,这种文化的涵化现象更加显著。宋朝著名科学家沈括的诗:“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儿”。“羌人尽汉歌”、“轧吃儿”,是说党项人尽说汉语,不太熟练,类似口吃的文化涵化现象。

  回族由于来源不同,语言庞杂,既有阿拉伯语,又有波斯语,还有突厥语。后因与汉族杂居,为适应各方面交往的需要,先是出现汉语与母语并存的“双语”现象,后来逐渐向单语转变,开始普遍使用汉语。其服饰也逐渐与汉族趋同。

  满族本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清中期以后,满语逐渐被放弃,满族基本上使用汉语北方方言,只有旗人内部和旗籍官员,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仍然必须使用满语。到20世纪80年代,除了东北个别边远地区和新疆的锡伯族少数老人尚能使用满语外,满语已经消失了。

  历史上的移动不但深刻影响了宁夏的社会政治、经济,而且也催生了极富特色的宁夏地域文化。

  岩画是古人描绘在岩石上的史书。在文字出现以前,岩画是古人记事的一神重要方式。古人记事的方式有很多种,只是其它许多种记事方式不易永久保存,随着岁月的流失而湮灭,只有若画经久不逝,容易保存,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贺兰山岩画就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古人遗留下来的一种刻在岩石上的生产生活图卷,古代先民们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分布在绵延250公里的贺兰山东麓诸山口的崖壁和山前的岩石上,经“地衣测年法”鉴定,整个刻凿过程和时向夸度将近万年,大体起于旧石噐时代晚期,终于西夏时期,岩画总数达数万幅。岩画笔法简洁,造型粗犷,构图朴实。刻制方法有凿刻和磨制两种。内容涉及狩猎、放牧、征战、舞蹈、祭祀等方面。此外,还有狼、鹿、羊、犬、虎、马等动物以及抽象符号等。它是中国古代北方西戎、匈奴、鲜卑、突厥、党项、蒙古等民族在迁徙移动中遗留下来的艺术珍品。它也是一部文化传承的史书,多方面、多层次地反映了当地古代先民的生活和信仰,是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迁徙史、文化史、艺术史等方面的珍贵形象资料。

  边塞文化是指边疆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宁夏在明代以前是典型的边塞地区。各民族移民共同创造了这里灿烂的边塞文化。

  地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它既是历史时期人类拓荒足迹的反映,又是战乱、迁徙、民族融合的写照。宁夏地名是宁夏自然与人文历史(特别是历代移动)发展演变的真实写照。

  罗山,古文献写作蠡山。这里的“蠡”是古时“螺”的通假字,与“罗”同音。据研究,蠡山的得名与匈奴左谷蠡王有关。“左谷蠡王”系匈奴贵族封号。“谷”音“麓”,“蠡”音“罗”。左右谷蠡王各为匈奴二十四长之一,次于左右贤王,有自置的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左右谷蠡王分居于匈奴东西部。与左右贤王合称“四角”,地位高于其余王侯。

  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曾在今罗山脚下的红城水设北地属国(后来也叫安定属国,三水属国),专门安置归附的匈奴人。据《后汉书.张奂传》记载,永寿元年(155年),朝廷派中郎将张奂任三水属国都尉。张奂“正身洁己”,使匈奴族人信服,于是“威化大行”,境内安定。张奂又保举“左谷蠡王”为新的单于。因此,蠡(罗)山的得名,源于在这里居住的左谷蠡王,始于东汉。

  罗山在唐代叫达乐山、长乐山、铎乐山,宋代叫长乐山、乐山、下北山,明清称蠡山。这些名字,都打上了很深的民族烙印。“乐”,是源于“蠡”的同音。为什么改名“达乐”?《旧唐书.西戎传》卷一九八载:“吐谷浑遂为吐蕃所并。诺曷钵以亲信数千帐来内属,诏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置大使,始徙其部众于灵州之地,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欲其安且乐也。”吐谷浑迁来后,整个部落达到“安且乐”的愿望,山名也即改为“达乐山”。明清之际的“大蠡山”,我们今天叫的“大罗山”,盖源于此,一脉相承。

  至于长乐山,则是随州名而更改的缘故。唐至德年间后,各种史籍一般不称安乐州,而称长乐州。初来乍到需要“安乐”;既已安乐,则又盼长乐。二州实为一地。山名也随州名相应改作“长乐山”。叫铎落山则有两种可能:一是因山下有铎落泉而名之;二是“达乐”音转而成“铎落”。不管是哪个名字,都与吐谷浑的迁来“安居乐业”有关。

  另据有的学者研究,今罗山脚下的红城(水)、红寺(堡),可能是“浑氏”、“浑城”的音转等。是匈奴浑氏和吐谷浑在文化涵化过程中,在地名方面留下的痕迹。

  贺兰山,在汉代被称为“卑移山”,《汉书地理志》记载:“廉(县),卑移山在西北。”汉代所设的廉县,归属北地郡辖制,就在今天平罗县的暖泉一带。《隋书地理志》记载:“弘静,开皇十一年置,有贺兰山。”这是贺兰山第一次出现在正史典籍中。为什么隋代这座山脉定名叫贺兰山呢?唐人做了解释,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卷四灵州保静县》中说:“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駮马,北人呼駮为贺兰。”唐人杜佑在《通典突厥传》中说:“(突厥人)谓马为贺兰,故有贺兰苏尼阙。苏尼,掌兵之官也。”另一说法是西晋时期,匈奴“贺兰氏”、“贺赖部”曾经驻牧于山麓,他们用部落名“贺兰”来称呼这座山脉,这个命名得到隋唐以后人们的认可,贺兰山因此定名。这种以部族命名的山名在宁夏还有一处,即“乞伏山”,就是今贺兰山北段(大武口至石咀山),《元和郡县图志》载:东北抵河,名乞伏山。这是因为三国时期乞伏鲜卑人曾驻牧于此,故名。

  陶乐,也与一个民族鞑靼、瓦刺部落有关。明代入居此地的鞑靼、瓦剌部落被侮称为“套虏”,这个地方也被名为“套虏”。又因此地多湖滩,又被称为“套虏湖滩”,也被读、写作“托勒护滩”。解放后更名为陶乐,系音转取汉义。

  海原,原叫海喇都。元初,大批回回人来此定居,称为海喇都原,置海喇都堡,属开城路。民国三年(1914)改称海原县至今。“海喇都”是什么意思?一种说法是:“海喇”为蒙语,意即“美丽的高原”;另一说是“以大将的名字代呼”。不论何种说法,都与迁徒到本地的少数民族蒙族或回回有关,这是没有疑义的。

  纳家户,则源于元代回族政治家纳速剌丁后裔(分纳、速、拉、丁四姓)聚居地。据纳家户寺院内的匾额记载:“吾家弃秦移居西夏,吾寺起建于明嘉靖年间。”证明纳姓人家是在明代由陕西迁入宁夏的。

  亚尔玛,是同心县的一个村名,为阿拉伯语“安全”之义,是穆斯林活动的印记。

  再如吴忠、叶盛、蒋顶、李俊、张政、杨和、金贵、姚伏、张易、等,都是以以江淮籍屯长的姓名命名的,其部属也多为江、淮、浙籍士兵。据《嘉靖宁夏新志》引述《宁夏旧志》云:“宁夏堡寨,以人名、事名、地名、即以其屯长姓名命堡,如叶升、李俊、王太之类是也。”属于宁夏卫的有:潘昶、金贵、李祥、杨和、王泰、王鋐、任春、叶升......诸堡寨;属于宁夏左屯卫的有:蒋鼎、陈俊、瞿靖、林皋、邵刚、李俊、王铨、刘亮、魏信、张政、唐铎、许旺、王澄......等诸堡;属于宁夏右屯卫的有:杨显、雷富、桂文、常信、洪广、姚伏、高荣、周澄、杨信......诸堡;属于宁夏中屯卫的有:虞祥......诸堡;属于宁夏前卫的有:谢保、张亮、李纲、周澄、宋澄、......诸堡寨;属于灵州千户所的有:吴忠、胡家、夏家......等堡寨;属于固原卫的有:马刚、任宏寨、马家硖、马祥、杨见、甘礼、苏什、张洪、、魏信、李景玉、张义、沐家、张玄、杨名、蔡祥、李俊、平满、胡大、杨郎中堡......等诸堡寨。这些地名都是移民的产物,无不折射出边塞文化的色彩。

  另外,还有一些地名干脆就是外来移民从各自家乡带来的,如:泾源县白吉村,源于陕西渭南白吉塬;香水镇陈倡村、王阁村、沙南村、沙塬村,源于陕西大荔;平凉庄、陇州庄子,是当地移民对原籍故土的纪念性命名。

  在保卫边疆的斗争中,历朝历代的各民族移民中,都涌现了不少著名人物,著名的有

  公孙昆邪,北地义渠戎人(一说匈奴人),汉文帝时为陇西太守。汉文帝下诏书举荐人才,公孙昆邪推荐了晁错。吴楚七国之乱时,他参与平叛,立了战功。为典属国时,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向皇帝提出建议。著有阴阳家著作15篇。

  公孙贺,北地义渠人,公孙昆邪之子(一说为昆邪之孙),汉武帝时位至太仆(九卿),从军从政约40年,6次参加对匈奴的战争,两次封侯,一次拜相,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军事将领。他的名字与卫青、霍去病、李广、公孙敖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公孙敖,北地义渠戎人。西汉将领。初以骑郎身份侍奉汉景帝,后事汉武帝。与卫青的关系极为密切。大长公主将卫青抓捕欲杀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冒险抢救,成就了卫青一生的事业。公孙敖跟随卫青、霍去病,四为将军,一次封侯,在汉武帝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忠实地履行了一个军事将领的职责,是义渠部族中著名的军政人才。

  东汉初年,安定乌氏人梁统顺应历史潮流,统率大军归顺东汉朝廷,为东汉的统一作出了贡献,也为梁氏家族成为宁夏地区的名门望族奠定了基础。

  梁统,三国人物,东汉初官吏。字仲宁,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人。是春秋时期晋国晋大夫梁益耳的后人。梁统的高祖父梁子都从河东迁到北地居住。梁统的曾祖父梁桥,凭借着上千万的钱财迁居到茂陵,到汉哀帝、汉平帝末年,又迁回安定居住。

  梁统性格刚毅而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公元24年),召补中郎将,使安集凉州,拜酒泉太守。会更始败,梁统与窦融及诸郡守起兵保境。共推窦融为河西大将军,更以梁统为武威太守。建武五年(29年),梁统等各遣使随窦融长史刘钧诣阙奉贡,诏加梁统宣德将军。八年夏,光武帝征隗嚣,梁统与窦融等将兵与之相会,被封为成义侯。十二年,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在朝廷中,数陈便宜,主张重刑罚,以遵旧典。后出为九江太守,定封陵乡侯。

  梁竦(?~83),东汉文学家,字叔敬,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人。出身世代豪贵,梁统之子。少学《易经》,刚满二十岁即能将所学传授给别人。后因其兄梁松犯法,与弟弟梁恭一同迁徙到九真(郡名,在今越南中部一带),渡过长江、洞庭湖,又来到湘江、沅江一带,慨叹伍子胥、屈原以无罪身死,写下《悼骚赋》。明帝时,下诏允许他们可以返回故乡。梁竦还乡之后,闭门不出,以读书著述为娱,作《七序》数篇。班固见到之后,非常欣赏,称道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梁竦在京师长大,不喜欢故乡乌氏,自负才高,郁郁不得志。章帝时,其两女都被皇帝纳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但为窦后所忌,两贵人都被杀,梁竦也被捕入狱,死于狱中。直至永元九年(97),窦太后去世,才追封梁竦为褒亲愍侯,子三人皆为侯。其曾孙女为顺帝皇后,即后之梁太后,与其曾孙梁冀先后迎立冲、质、桓三帝,朝政近二十年。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年时就爱好书法,拜师宜官为老师,因为擅长书写八分而闻名,被举荐为孝廉.也被汉灵帝召在鸿都门下任侍郎升任选部郎。汉灵帝很看重梁鹄。魏武帝曹操也非常喜爱梁鹄的书法。常将他的条幅用钉钉在墙上,或悬挂帐中。曹操认为梁鹄的书法胜过他的老师师宜官。当时,邯郸淳也学得王次仲的八分书法。曹操认为,邯郸淳擅长写小字,梁鹄擅长写大字。邯郸淳运笔不如梁鹄有气势。梁鹄存世的书法作品有:《孔羡碑》、《修孔子庙碑》、《孔子庙碑》、《受禅表》等。梁鹄是汉末魏初隶体书法发展和演化过程中重要的一家,传世的碑刻也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宝库的一朵奇葩。

  皇甫家族虽说以安定朝那为郡望堂号,称为“世居安定朝那”(今宁夏彭阳)。但考其世系,其先祖原籍也非宁夏。据《书.宰相世系表》载:皇甫氏出自子姓,乃西周宋国公室之后,原居商丘,后遭战乱,其先“避地奔鲁”,后又“自鲁徙茂陵”,“后又徙寿春”,再后来才到了安定朝那,并以此为郡望。这样看来,宁夏皇甫家族也是移民的后代。

  皇甫规,(104年174年),字威明。东汉时期名将。家族世代武官,祖父皇甫棱,曾任度辽将军;父亲皇甫旗,任扶风都尉。

  皇甫规一生的最大功绩是招抚羌人,安定羌变,缓解东汉朝廷与羌人之间的矛盾。他生逢季节性乱世,素习羌事,反对对羌人一味杀戮,而采用招抚政策。他认为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对于羌变,若求猛将,不如抚以清平之政;明习兵书,不如郡守奉法,使之无反。他止书奏免了一批多杀降羌、不遵法度的官员。羌人由是感慕,前后相归降者逾二十万口。这对汉羌之间的融洽十分有利,更使边疆地方得以安宁。他与张奂、段颎都声名显达,京师称他们为“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段颎分别字威明、然明、纪明)。

  皇甫规一身清正,廉洁奉公,刚直不阿,不畏权奸,曾数次遭权幸奸党的陷害,但仍毫无畏惧,刚正不渝。他爱才惜才,荐贤委位,当年迈时即举荐才略兼优的张奂代替自己的职务。后张奂不负其望,在安定羌变中亦有殊功。他开设学馆十四年,以《诗》、《易》教授门徒,很有思想见地。首先提出了百姓是水,君主是船的一系列概念,很有警世意义。

  皇甫规著述颇丰,著有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共二十七篇。据《全后汉文》载,皇甫规有文集五卷,另收录有《建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策》、《永康元年举贤良方正对诏问日食》、《求自效疏》、《上疏言羌事》、《上疏自讼》、《上书荐中郎将张奂自代》、《上言宜豫党锢》、《与刘司空笺》、《与马融书》、《追谢赵壹书》、《女师箴》。

  皇甫谧(m)(215年282年),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郡朝那县(今宁夏彭阳)人,后徙居新安(今河南新安县)。三国西晋时期学者、医学家、史学家,东汉名将皇甫嵩曾孙。他一生以著述为业,后得风痹疾,犹手不释卷。晋武帝时累征不就,自表借书,武帝赐书一车。其著作《针灸甲乙经》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除此之外,他还编撰了《历代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元晏先生集》等书。在医学史和文学史上都负有盛名。在针灸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并被誉为“针灸鼻祖”。挚虞、张轨等都为其门生。

  北地灵州傅氏家族为殷商武丁时期傅说的后裔。傅说(f yu),古虞国(今山西平陆)人,生卒不详,殷商时期著名贤臣。《广韵》等书认为傅说是傅氏的始祖。以后由于战乱,迁徙北地,再到灵州。由此可见,宁夏傅氏一族也是移民的后代。

  傅介子(?一公元前65年),西汉勇士和著名外交家,汉族。昭帝时,西域龟兹、楼兰均联合匈奴,杀汉使官,略劫财物。他要求出使大宛,以汉帝诏令责问楼兰、龟兹,并杀死匈奴使者,返奏被任为平乐监。前77年(元凤四年)又奉命以赏赐为名,携带黄金锦绣至楼兰,于宴席中斩杀楼兰王,另立在汉楼兰质子为王。以功封义阳侯。唐代诗人王昌龄《从军行之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用的就是傅介子的典故。

  傅燮(?-187年),字南容。东汉北地郡灵州县(今宁夏吴忠市境内)人。史书上记载,傅燮身长八尺,有威容。

  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傅燮应征随皇甫嵩出征,在兖州东郡苍亭大破黄巾军,擒黄巾军渠帅卜巳、张伯、梁仲宁,位居首功;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傅燮出任凉州汉阳郡太守;次年(公元187年),凉州刺史耿鄙不听傅燮等人的劝阻,举六郡士兵出征,结果发生内讧,耿鄙被杀。旋即,凉州叛军王国等人包围汉阳郡,傅燮拒绝投降,出征迎战,死于阵中。朝廷追谥其为“壮节侯”。历代史家、诗人都对傅燮给予很高的评价。范晔《后汉书》评曰:“先零扰疆,邓、崔弃凉。诩、燮令图,再全金方。”唐杜牧诗:“网今开傅燮,书旧识黄香。”南北朝文学家庾信:“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

  傅玄(217年278年),字休奕。西晋时期文学家、思想家。傅燮之孙、傅干之子。

  傅玄幼年时随父亲逃难河南。专心诵学,性格刚劲亮直。举孝廉,太尉辟,都不至。州里举其为秀才,除任郎中。后参安东、卫将军军事,转温县令,再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任内颇为称职,曾数次上书,陈说治国之策。五等制建立,封爵鹑觚男。司马炎为晋王,以傅玄为散骑常侍。西晋建立,进爵鹑觚子,加附马都尉,与散骑常侍皇甫陶共掌“谏职”,后拜侍中,因事被免官。又任御史中丞,提出了有名的“五条政见”。后升任为太仆,转任司隶校尉,因当众责骂谒者及尚书被劾免。不久即去世,享年六十一岁,谥号刚。后追封清泉侯。

  傅玄的思想成就主要有唯物论的哲学思想,认识论上的朴素唯物主义。在自然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构成自然界事物的基本元素,自然界的生成不是靠“造物主”、“神”、“天”等神秘力量。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元气一元论的自然观,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出了人性的可塑性。钟泰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中,认为傅玄能够发前人所未发,能够认识到道家对法家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钟先生评价傅玄云:“老庄之用,在于申韩。晋人言老庄者多,而知申韩者少。故吾尝言晋人未能得老庄之全,以是蒙其害而不获其用。既得《傅子》读之,觉其尚公道,重爵禄,犹有法家之意。”

  傅玄的政治思想成就,主要是“民本”思想。认为“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民危则国危。傅玄总结秦亡的教训,指出要实现长治久安,统治者须息欲富民,“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具体提出分民定业、兴修水利、公平役赋、“官民同耕”、裁汰冗员等主张;反对腐化,提介简朴,严肃吏治,注重德治,充分体现了民本思想。

  傅玄的文学著述颇丰,诗赋、散文、史传、政论无不擅长。传世之作为明代张傅所辑《傅鹑觚集》,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辑录傅玄的散文和辞赋,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辑录其全部著作,清《四库全书》辑录其大量诗文,新中国出版的《汉魏六朝诗选》、《汉魏六朝散文选》、《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书,选收傅玄不少诗文。傅玄文学的突出成就在诗歌方面,现存一百多首,绝大多数是乐府诗,独树一帜,成就最高。

  《隋书经籍志》载“晋司隶校尉《傅玄集》15卷”,今佚。明人张溥辑有《傅鹑觚集》1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又《傅子》已佚,今存辑本。傅玄的文辞之美,深为世人所赞,足可以与《杨子》、《墨子》、《孙子》、《孟子》齐名。

  仆固怀恩(?~765),唐朝时期铁勒人,后迁居灵州,遂以灵州为籍贯。安史之乱时,仆固怀恩随郭子仪作战,任朔方左武锋使,骁勇果敢,屡立战功。又与回纥关系良好,曾出使回纥借兵,并嫁二女与回纥和亲。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平乱之后,仆固怀恩率朔方兵屯汾州。后因被宦官骆奉先陷害,举兵叛唐,不久病死,唐代宗仍为他感到可惜。

  浑氏家族,原铁勒(一说匈奴)人,后移居灵州境内,世袭皋兰州(今宁夏青铜峡南)都督,先后9代人为唐朝将领,有30多人以功名载入史册。其中,大唐朔方节度使浑瑊,功高盖世,位及宰相,是唐朝历史上功名最为显赫、深受皇帝信任的人。

  浑释之(?-764年),皋兰州(今南)人,。唐朝将领。朔方军军官。浑释之出身朔方军军官,与仆固怀恩、陈回光等同为郭子仪、李光弼部将,十四年,安史之乱起,唐室倚朔方军郭子仪戡乱,浑释之随军而出战,多次与安史叛军大战。唐代宗广德二年二月,仆固怀恩叛,杀时为朔方军节度留后的浑释之。

  唐朝名将。本名日进。皋兰州(今宁夏青铜峡南)人。铁勒族浑部。世为唐将。善骑射。十余岁入朔方军,随父释之征战,勇冠诸军,授折冲果毅。唐天宝十二载(

  753年),率部入碛西,破突厥阿布思,迁中郎将。在唐平安史之乱中,从河北节度使李光弼征战河北,射杀安禄山骁将李立节,迁右骁卫将军。从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收复两京(今西安、洛阳),破安庆绪于新乡(今属河南),擢武锋军使。从副元帅仆固怀恩讨史朝义,大小数十战,功最多,加开府仪同三司,太常卿。仆固怀恩反唐时,率部归郭子仪,为朔方行营兵马使,从子仪抵御吐蕃于邠州(治今陕西彬县)。永泰元年(765年),与讨击使白元光拒吐蕃军10万于奉天(今乾县),率骁骑200冲入吐蕃军中,擒其将,又引兵夜袭其营,经多次激战,斩5000余人。大历二年(767年),从郭子仪讨平华州叛将周智光,攻取同州(治今大荔)。八年,率步骑5000与吐蕃战于宜禄(今长武),初战失利,旋引军趋秦原(今甘肃清水东)截击吐蕃,尽夺其所掠而还。后戍长武城(今陕西长武西北)防秋。十一年,领邠州刺史,击退吐蕃于方渠(今甘肃怀县)、怀安(今华池西北)。十三年,回纥侵太原(今太原西南),任都知兵马使,率诸军自石岭关(今山西阳曲东北)以南布防以拒之,回纥引去。十四年,任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不久,召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军士哗变,随唐德宗出奔奉天,任京畿、渭北节度使,领兵数千抗击朱泚数万叛军的围攻。在近月无援、城中粮尽的情况下,激励士卒,浴血奋战,挖地道、烧云桥,随机应敌;身中流矢,犹奋战不退,终保奉天。兴元元年(784年)正月,任行在都知兵马使。二月,李怀光叛变,与朱泚连兵,浑瑊护卫德宗由奉天逃往梁州(治今陕西汉中东)。三月,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朔方节度使、行营兵马副元帅。四月,率诸军出斜谷(今眉县西南)向京畿,大破朱泚军于武亭川(今武功西北漆水河),斩万余人,进屯奉天,与屯兵东渭桥的鄜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李晟东西相应,进逼长安。五月,在李晟克复长安同日,攻取咸阳(今咸阳东北)。以功加侍中,封咸宁郡王。九月,任朔方行营兵马副元帅,与晋、慈、隰行营兵马副元帅马燧等合兵进讨李怀光。贞元元年(785年)四月,败李怀光军于长春宫(今大荔朝邑镇西北)南。八月,平定河中(治今山西永济西南)。因功加检校司空。出镇河中。三年,奉命与吐蕃相尚结赞会盟于平凉(今

  60余人,浑瑊只身逃脱,入朝待罪。德宗不究,令还河中。四年,加邠、宁、庆副元帅。十二年,进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十五年十二月初二

  浑瑊生性谦虚谨慎,虽然自己的职位已经达到将相的顶巅,但没有流露过骄矜自大的神色。每当进献物品时,他一定要亲自过目验看,接受赏赐时,就像在皇上面前那样恭谨,因此,他得到德宗的亲近与宠爱。德宗从兴元回到长安以后,对于即使是在一个州一个镇拥有兵权的将领,一律务求宽容忍让。每当浑瑊奏陈事情,未被皇帝送交门下省与中书省时,他总是私自欢喜地说:“皇上不曾怀疑我。”所以,他能够使功劳与声名保持终生。

  历康植、康日知、康承训、康傅业五世为将,名重朝野,堪称一代将族名门。康氏一族原籍“会稽人也”。后移居灵州。可能因功又“徙居为京兆长安人也”(据《康志达墓志》)。

  康植(生卒不详),祖籍西域康国(即萨末建,今撒马尔罕)。后内迁定居灵州(治今宁夏吴忠),便以灵州为籍贯。开元九年(721年),曾跟随朔方大总管王睃,在参加征讨突厥康待宾部,收复鲁、丽、含、塞、依、契6胡州的历次战斗中,立有战功,受到玄宗皇帝的召见,提升为左武卫大将军,封天山县男。

  康日知(?~785),灵州人。唐朝少数民族将领。康植的孙子。年轻时在成德军行军司马李惟岳麾下做事。唐建中二年(781年),李惟岳叛唐作乱,康日知与别驾李濯及部将百人歃血共盟,固州自归朝廷。在平定李惟岳的叛乱中累立战功,擢为晋慈隰节度使,治晋州(今山西临汾市)。后来,唐德宗又累加授康日知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封会稽郡王。贞元初年(785年),康日知卒。唐德宗诏赠康日知为太子太师。

  康志睦(775-833年),字得众。康日知子。灵州人。康志睦身材魁伟,武艺高超,由神策军出身,立功升任大将军。长庆四年(824年)四月,宫廷染坊供人张韶与卜者苏玄鼓动染工作乱,康志睦率兵,奖授兼御史大夫。后历任检校工部尚书、兼青州(今山东省临淄地区)刺史、平卢(今山东省东平地区)节度史、宣中书。大和元年(827年),横海(今河北省沧州地区)节度使李全略卒,其子李同捷被改任衮海(今山东省衮州地区)节度使。李抗命据镇自任节度使为乱,朝廷命康志睦等部讨伐而平其事,记功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大和七年(833年),康志睦以右龙武统军,四镇北庭行军,镇泾原(今甘肃省泾川地区),加封会稽郡公。这一年,康志睦死于任上,享年58岁,赠司空。

  康承训(809874),字敬辞,康志睦子。灵州人。出身将门。宣宗擢为,迁至义武节度使。咸通五年(864),调任岭南西道节度使,御南诏,以不设斥候而败。旋因小校斫营得小胜,乃伪称大捷,而受赏者皆亲信子弟,斫营者不迁一级。授右武卫大将军,分司东都。九年,任义成军节度使、徐泗行营都招讨使,庞勋起义军。次年,以沙陀军为前锋,攻杀庞勋,得为河东节度使。后被劾作战不力,贬官。僖宗初年卒。

  宁夏史氏,或说出于阿史那氏,是业已汉化的突厥贵族后裔;或说出于昭武九姓史国。分两支,一为灵州(治今吴忠)史氏,一为平凉(治今固原)史氏。因为在下一节(丝路文化)中还要引述他们的事迹,故此处从略。

  宋夏时期,因为宁夏地区整个为西夏所有,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就是有其他地区迁徙而来的,所以,西夏名人,实际上大都是宁夏名人。因为在“西夏遗存文化”中有述,此处也不举例。

  历代移民(包括流寓文人)对边塞文化的另一贡献就是边塞诗词(包括文赋)。历代描写宁夏的边塞诗词文赋,仅收在宁夏地方志中的,约有千首(篇)之多。著名的有:《采薇》《出车》《六月》(《诗经.小雅》)《北征赋》(汉.班彪)、《上之回》(汉乐府)、《送灵州李判官》(唐.杜甫)、《塞上曲》(唐.王昌龄)、《使至塞上》(唐.王维)、《夜上受降城闻笛》《暮过回乐烽》《盐州过胡儿饮马泉》(唐.李益)、《送卢潘尚书之灵武》(唐.韦蟾)、《西征诗》(宋.张舜民)、《凯歌》(宋.沈括)、《渔家傲.秋思》(宋.范仲淹)、《灵州》《河西歌效长吉体》(元.马祖常)、《贺兰山大捷》《过韦州》(明.王越)、《出塞》《秋望》《灵武台》(明.李梦阳)、《横城堡渡黄河》(清.康熙)......

  这些边塞诗以边塞军旅和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或描写奇异的塞外风光,或反映戍边的艰辛。这类诗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或抒发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豪情;或状写戍边将士的乡愁、家中思妇的离恨;或表现塞外戍边生活的单调艰辛、连年征战的残酷;或宣泄对黩武开边的不满、对将军贪功启衅的怨情;或惊叹描摹边地绝域的奇异风光和民风民俗。而诗中流露的也可能是矛盾的复杂的情感:慷慨从军与久戍思乡的无奈;卫国激情与艰苦生活的冲突;献身为国与痛恨庸将无能的悲慨。

  因篇幅所限,仅举两例:一是高适的《送浑将军出塞》,二是卢纶的《塞下曲》。

  浑将军:即浑释之,曾为右武卫大将军,其祖先是曾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送浑将军出塞》是高适为右武卫大将军浑释之出征所作的赠别之作,创作时间为公元754年(唐玄宗天宝十三年),时高适在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浑释之为哥舒翰麾下将军。在这首诗中,高适以高远雄浑的起调,整散相间的句式,不停转换的韵律,多角度、多侧面塑造了浑将军这样一个忠勇爱国的名将形象,使其诗歌具有雄壮豪放的鲜明艺术风格。也正因浑将军形象的光彩夺目,故前人评曰:“浑将军得此一诗,胜于史篇一传。”(赵熙《唐百家诗选》手批本)诗人连用两典,结语悠远。杜甫说高适“篇终接混茫”,这首诗就是一例。“传有沙场千万骑”以下为第二层,形势急转。当敌人又气势汹汹地向边境发动了侵略战争,“羽书”飞至,形势危急时,浑将军又毅然奔赴疆场,奋战不息。

  卢纶《塞下曲》共六首一组,分别写发号施令、射猎破敌、奏凯庆功等等军营生活。语多赞美之意。此选四首。这四首诗是卢纶在浑瑊幕府中任元帅判官时所写。由于他对行伍生活有体验,所以描写此类生活的诗比较充实,风格雄劲。

  第一首,写了威武的将军传达新命令时的誓师场面,千营军士的一同回应,正表现出威武的军容,严明的军纪及大家必胜的信心,读起来不免被这种雄壮的气势所征服。

  第二首,写一位将军猎虎的故事,取材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当时名将李广事迹的《李将军列传》。原文是:“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中(zhng)石没镞(箭头),视之,石也。”

  第四首,写凯旋归营,设宴劳军的欢乐场面。语言精炼含蓄,情态活跃鲜明,细吟组诗,军营之生活,守边之艰苦,胜利之欢腾,无不历历在目,令人感奋。

  长期在浑瑊的幕府效力,亲眼目睹浑瑊的英勇事迹,有感而发,写下了不少赞美浑瑊的传世名篇,在中唐的边塞诗中独树一帜

  有了卢纶的渲染,后人对唐朝将军的意气风发才有了鲜明的印象,对浑瑊的武功箭术才有了了直接的认识。在当时,浑瑊总是与汉朝的

  另眼相看,信任有加,正如史书所言,贞元以后,唐德宗常恐藩镇生事,往往姑息养奸,惟独对浑瑊的奏论

  “不尽从可”,浑瑊反而为此沾沾自喜,因为这说明皇帝对他没有疑心。浑瑊在河中十六年,“猜间不能入”,成为历史上君臣相得的典范,为后世所称道。

  丝绸之路是古代以中国历代王朝都城为出发地,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路上贸易大通道,也是古代中国与亚欧大陆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

  史学界一般将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分为三段,即:长安凉州为东段,凉州玉门关(或阳关)为中段,玉门关(或阳关)葱岭为西段。而丝路东段,又分南北两道。南道出西安延渭河而西,翻越陇山,经甘肃的天水、临洮,在永靖炳灵寺附近过黄河,再沿庄浪河谷至武威(凉州)。

  北道则从西安出发经宁夏到凉州。历史上,又因民族关系的不同,北道的走向又有多种多条。其中最主要的有三条。一条是“萧关道”,其路线是:长安原州(高平)凉州西域各国。这是汉代至唐中后期使用的主要路线;另一条是“灵州道”,其路线是:长安灵州凉州西域各国。这是唐末五代至北宋时期使用的主线;第三条是“六盘山道”其路线是:长安六盘山兰州西域各国。这是元代新开辟的一条通道。每一条主线都有若干条辅线,覆盖了宁夏的大部地区。2000多年来,中外使节、胡商客贩、行旅僧众不绝于路,演绎了无数中外贸易、文化交流、友好交往的佳话。这期间,宁夏移民也作出了杰出贡献。

  首先,丝路的开通,有移民的功绩。鲁迅说过,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水洞沟文化”已经证明,早在石器时代,就有欧洲石器文化传入宁夏,这说明,那时,欧洲至宁夏就有一条通道,学者称其为“石器之路”,这应该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商周时期北方戎族移入宁夏,他们也踏出了一条“草原之路”;后来的鲜卑、突厥、羌人、回纥、吐谷浑、党项......他们移进移出,踏出的道路不计其数,为丝路的开通都作出了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但开路,而且护路。典型的例子就是吐谷浑。吐谷浑族原居东北,后移居青海、甘肃,其居住地正好是丝绸之路的中段。从魏晋到唐代前期,这一段道路的畅通都与他们的保护与合作分不开。

  “丝路最先是移民开通的”,此说还有一个证据,就是中国岩画。在中国各地的岩画中,有许多战车的形象。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华裔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他的《万古江河》一书中曾提出:“公元前2000年,西亚、南亚、东欧、北非的族群移动十分频繁,这些族群的移动都伴随着战车的传播,而战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中国的。”中国北方岩画提供的线索是:沿着一条自欧洲到亚洲的岩画之路,我们会发现这也是一条战车蔓延之路,而车辆的形状进入中国后就出现在了天山、祁连山、贺兰山、阴山的这条线上。殷商时期,北方的战车在性能上就高于中原地区,姜子牙帮助周文王伐纣时,派遣大将南宫适“求车八百乘于戎”,这些来自北方戎人的战车在摧毁殷商政权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贺兰山地区当时就属于戎人生活的地区,如今,在整个贺兰山区,车的岩画明确显示这里当时已经拥有了成熟的造车技能。在整个中国岩画分布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贺兰山是岩画中车辆图像出现得最靠近中原王朝的地区。有学者通过对岩画的解读,认为贺兰山岩画不仅见证了生活在这里的少数部族的原始崇拜、生活场景,也见证了贺兰山地区的人地关系演变。从贺兰山地区的岩画中鱼、水禽等图形到双峰驼、羊、犬、老虎等动物画像的出现,似乎证实贺兰山走过了一个从水产丰足到牛羊遍地再到降水稀少乃至干旱屡降的环境恶化路径。而大麦地岩画中的祈水图,更是突出了岩画晚期的人们对水的渴望。

  在公元3至8世纪之间,活动于中亚地区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索格底亚那的粟特人,中国史籍称之为“昭武九姓”,分别为康国、米国、何国,史国、曹国、石国、安国、火寻、戊地九国。粟特人是一个以经商著称的民族,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粟特地区的动乱、战争等原因,粟特人沿着漫长的丝绸之路大批东行,经商贸易,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粟特人入华逐渐达到高峰。

  他们在东行的丝绸之路沿线宁夏固原等地形成了聚落,死后埋在当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在固原南塬发现了史射勿和史索岩两支史姓家族墓,出土了六盒史姓家族墓志。墓志显示,该家族来自中亚地区。2004年,固原南塬墓地又出土了6具无名的欧罗巴人骨。专家们说:“这次出土欧罗巴人头骨的初唐墓地,离史姓家族墓地不到1500米。”墓主人可能是人口众多的史姓家族的一员。

  在史姓家族墓之一的史道洛墓中出土的史道洛头骨,经著名人骨鉴定专家韩康信鉴定,认为:“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眉间突出,鼻根凹陷,眶间宽窄,犬齿窝深,典型的深目高鼻。”

  該墓出土的人面镇墓兽的人面也有高鼻深目的白人特征,设计理念与埃及的人面狮身金字塔相似。該墓还出土了陶俑、钱币、鎏金铜器、木器、玻璃器等文物,具有浓烈的中西亚文化色彩。

  在宁夏地区首次发现的4件大型彩绘陶俑和镇墓兽,张扬着中西亚人和动物的个性,是近年唐墓出土陶俑的精品。张口武士俑,武士身着明光铠甲,戴头盔,嘴微启,深目高鼻,八字胡须,紧握双拳展示发达的肌肉美。闭口武士俑双唇紧闭,眉头紧缩,威不可犯。

  史道洛墓曾出土一枚东罗马金币。金币正面是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二世的正面肖像,肖像上部用拉丁文刻印该皇帝的名字。背面刻印阿波罗神像。“从金币制造到史道洛墓葬建成,这枚金币已传世80年。”日本考古学者谷一尚说。金币有两个孔,“可能是日常生活中,史道洛把金币当作勋章、金牌缝缀在衣服上,死后也作为随葬品缝在衣服上。”

  据史道洛父亲史射勿墓志记载,“其先出自西国”,到史射勿已是第六代了。史射勿有七个儿子,史道洛为第六子,曾“任左亲卫”。史道洛大哥史诃耽,给皇帝放过马,当过翻译。

  丝绸之路是一条互通有无的通道,西方的鎏金银瓶、玻璃碗、金银币等奢侈品朝东方滚滚而来,东方的丝绸、茶叶等由此传播到西方。随着驼队而来的还有佛教、祆教等文化。然而,最重要的还是人,正是有了这些敢于冒险、勇于开拓的史道洛们,东西方文化才得以激发、滋润,人类文明才有了进步。

  史索岩是灵州史氏的代表。灵武建康人。1984年,固原博物馆在羊坊村北约500米的距离发现了史索岩夫妇的墓。墓葬全长41.75米。虽然因盗墓,出土的遗物较少,但仍有一些是很有价值的文物。其中瓷器数件,此外,还有陶靴、铜镜、金银币、玉钗等。

  史诃耽夫妇墓于1986年发掘于固原南郊乡小马庄村,出土的文物主要有墓志、石棺床、石门、玻璃花、蓝色圆宝石印章等。石门上的装饰图案特别精细,不同部位的图案都不一样。由墓志可知,史诃耽官至游击将军,虢州刺史。

  据史书记载,史诃耽曾职任中书省翻译,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丝绸之路”无疑是输送印度、中亚、西亚等外来文明的通道,它也成为贯通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大动脉,而在中外交流上,需要语言上的沟通,史诃耽无疑是为唐朝政府承担起了翻译工作,而经过考古人员发现,史诃耽死后使用的墓葬形制也正是唐政府规定的墓葬形制。

  史诃耽夫人康氏,是甘州张掖人,其为昭武九姓的康国人,康氏死后,史诃耽又再娶汉族张氏女为妻,从文化融合的意义说,史诃耽和史射勿的经历都具有代表性。

  史铁棒墓于1986年发掘于固原南郊乡小马庄村。因墓早年被盗,出土的随葬品相对较少,主要有墓志、陶、铜、金等质地的文物20余件,史铁棒官至大唐司驭寺右十七监,是负责管理马政的官员。

  史道德墓于1982年10月发掘于固原县南郊乡王涝坝村。出土的文物有墓志、动物纹圆形金饰、兽面金饰、素面小铜镜和金带扣等,包括陶器共20余件。由墓志记载可知,史道德由东宫左勋卫官至兰池正监,也是负责管理马政的官员。

  唐代“昭武九姓”中的“史姓”家族墓出土了不少珍贵的壁画,墓中还出土了罗马金币、萨珊银币、陶俑、玻璃器、鎏金铜制装饰、蓝宝石印章等彰显中西文化交流的遗物。这些从西方传入原州地区的遗物,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代表性文化遗存,再现了汉唐以来中西文化沿丝绸之路往来的繁盛经历。也证明了粟特人徙居固原,就是沿着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通道而来。用现在的眼光看,粟特人实际上是穿越古代欧亚内陆及周边国家的国际商人,他们也扮演着传播文化的角色,对丝路的畅通与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

  西夏是我国北宋时期以党项族为首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党项族是移民,因此可以说西夏政权也是一个移民政权。所以,西夏遗存文化,实际上就是移居宁夏的党项族创造的移民文化。西夏文化与汉、土蕃、西域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更重吸纳与推广汉文化,尤其重视教育,兴办学校,广揽人才,培养官吏,为后世奠定了文教昌盛、干员辈出的基础,促进了宁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西夏在创立国家的同时,为了巩固民族语言,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同样也是方块字的西夏文。《宋史夏国传》:“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体方整,类八分书,书颇繁复,教国人记事用蕃书。”“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西夏书事》)。可见,西夏文制成后,西夏统治者大力推行,成为当时的官方语言文字。当时西夏与各国和地方政权的往来公文,都使用西夏文,西夏学者用西夏文写作的文学、语言、法律、医学、佛经等方面的著作,亦广为流传。蒙元灭西夏后,仍刊印西夏文书籍。至明代中叶,西夏文仍在使用。明代后期,作为民族文字的西夏文,在使用了约半个世纪后,逐渐销声匿迹了。

  黑水城文献中有多种有关西夏文的字典、辞书、语音表等资料,如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释西夏文字形、音、义的韵书《文海》,西夏文字书《音同》等,对研究西夏文无疑是至为珍贵的资料。

  西夏王朝有着完备的法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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