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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宜战俘营:揭露二战日军东南亚战俘营全貌

归档日期:07-26       文本归类:待用阵地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新加坡樟宜战俘营,是二战期间日军在东南亚地区所建立的最大的战俘营。它是作为日军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中转基地的身份而存在的,关押在这里的战俘被陆续地送去修建缅泰死亡铁路,这里成了他们的中转站。

  本书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包括收藏于英国伦敦的公共资料办公室和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大量政府档案,还包括大量战俘撰写的档案资料、回忆录和日记,记录了各国战俘是如何密切团结、有组织地与日本看守抗争的。极端冷漠与残酷的日本看守,食品与药品的短缺,经常性的打骂与人格侮辱…………这个战俘营的苦难兄弟们跨越了国籍和文化的差异,始终以一种团结和有效的组织形式与残酷的日本看守斗智斗勇,争取更为人道的待遇,并取得了成效。妥协与抗争、智慧与勇气、希望与死亡,在这里可以看到战俘们在时刻受到生存威胁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不抛弃、不放弃的“樟宜精神”。

  R.P.W. 海沃斯,英国皇家陆军军官学院讲师,二战史研究专家。美国富尔布赖奖金获得者。著有《瑟堡之战》《二战中的欧洲》。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

  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反省和道歉,尤其是近30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右翼政客屡屡在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挑起事端。当前,安倍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动摇日本“和平宪法”的根基,重新武装日本,走军国主义的老路。只要右翼政客当政,他们修改“和平宪法”,让日本重新拥有战争权力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对此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史学界深入研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罪行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史学界推出了许多纪念抗战的著作。然而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中国以外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却研究不够。

  2015年7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

  习同志的讲话为中国抗战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指出在加大力度整理我国抗战史料的同时,要加强面向全球的抗战史料征集工作。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广大占领区曾经制造了众多的战争暴行,并且对俘虏的美、英、荷、澳、新等西方国家的战俘和平民也犯下了严重罪行。对于这些战争暴行,中国史学界、东南亚史学界、国际史学界都应该加以关注。

  我个人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前进的步伐。我深感国内对于抗战史学的研究还比较局限于中国视角,对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对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等日本侵华罪行的研究都有了丰硕成果,然而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战争暴行,中国学界关注得不够。仅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明确提到的日军远东三大战争暴行——南京大屠杀、缅泰死亡铁路、巴丹死亡行军来说,其中后两者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相关的研究专著,发表的论文也非常少。除此以外,对于马尼拉大屠杀、新马华人检证大屠杀、山打根死亡行军等日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国内更是鲜有学者关注。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理解重庆出版社出版《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从全球视角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要著作,而且它还是由季我努学社这一民间学术团体翻译出版的,是这一民间学术团体做出的有益贡献。

  季我努学社在社长范国平先生的带领下,近几年一直从全球视角来加强抗战史料的整理工作,除了重庆出版社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之外,他们还整理翻译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影像丛书》。这是精选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照片,翻译出版的30卷大型画册,收录照片1万多张,绝大多数在中国尚未发表。三年来,季我努学社翻译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海外抗战史料已经超过了400万字。我一直鼓励国平等年轻朋友利用自身外语优势翻译整理出版国外抗战史料。季我努学社将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暴行作为未来几年的主攻方向,对此我非常支持。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一直重视抗战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此次《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顺利出版,与他们的辛勤努力分不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也高度重视,该丛书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此次出版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共四册,是季我努学社与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规划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第一阶段成果。重庆出版集团在整理日本战争罪行领域有着更长远的规划,他们要从全球视角来整理出版抗战史料和研究成果,从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视角来整理和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目前本丛书第二阶段的工作已在规划,并开始付诸实施。作为丛书的总顾问,我与国平及重庆出版集团计划全面汇集国内知名学者关于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且力图对日本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战争暴行和对平民的摧残的战争暴行史著进行翻译、整理和出版。

  季我努学社还邀请了步平、汤重南、关捷、王斯德、王晓秋、荣维木、苏智良等二十多位著名学者撰写了分卷序言和推荐语等。我作为《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总顾问,对于他们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第一批出版的四本书是研究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成果,都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其中,《太阳旗下的地狱》一书通过对参加修筑缅泰死亡铁路的美国战俘的档案和口述史料的研究,还原了美国陆军36师131野战炮兵团第2营和美国海军休斯顿号被俘官兵修建惨无人道的缅泰死亡铁路的全过程。日军动用了61000名盟军战俘及20万名东南亚国家的劳工修筑这一铁路。战俘和劳工的死亡率极高。战俘的死亡率在20%左右,劳工的死亡率更达50%,这是一条用白骨铺成的铁路,每公里死亡人数超过250人。

  《樟宜战俘营》一书主要研究了樟宜战俘营在日军整个战俘管理体系中的作用。该战俘营充当了日军大规模战俘劳动力的中转站。虽然樟宜战俘营中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是通过此地辗转到缅泰死亡铁路及日本工矿企业的战俘死亡人数非常惊人。樟宜战俘营的日军看守人员多次将战俘斩首,并且逼迫战俘签署不逃跑的协议。这本书除了叙述史实外,还对战俘的心理过程进行了探究。作者作为英国军事史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樟宜战俘营的战俘们虽然“倒下了,但是并没有屈服”。他们虽然向日军投降,但是一直在与日军抗争以维护国家的尊严。

  《地狱航船》一书主要研究日本大量通过货船、商船和军舰转运战俘和平民劳工到日本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朝鲜从1910年起,台湾地区从1895年起,直到1945年8月15日,一直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编者注)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暴行,其聚焦的焦点在于转运途中。由于运输条件非常恶劣,战俘们将这些船只称为“地狱航船”,或者“死亡航船”。本书作者是美国著名海军史专家,他按照年份阐述了日本地狱航船转运战俘的规模和极高的死亡率,并对此进行了合理的分析。日军是随着战局的需要不断调整转运规模,但是恶劣的条件和极高的死亡率是从来都不变的。

  《不义之财》一书主要研究日军在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等地大量使用白人战俘和平民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罪行。作者是被誉为“当代约翰•托兰”的美国著名女记者格特兹•赫尔姆斯。赫尔姆斯女士大量查阅了美国和日本档案,采访了众多美国战俘老兵,写成了这部不朽的力作。本书不仅对日本使用白人战俘的规模和死亡率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够精确到具体的日本公司。她用专章分别对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进行揭露。她的结论是日本公司利用白人战俘和平民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

  以上四本书都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日军罪行证据链。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已经过去,然而从全球视角整理、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关注日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战争暴行,以及对战俘和平民的暴行,使日本侵略罪行史的研究更加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犯罪分别进行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审判对建立战后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作用。在2015年隆重纪念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后,很快将迎来战后审判的70周年。

  关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犯罪的审判的正义性,国际社会早有定论。而日本的主流学界也承认审判否定了战前在日本的历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皇国史观,推动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社会性反省,颠覆了此前基于“大东亚战争”历史观的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而日本社会之所以形成肯定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主流意识,多数日本媒体也受到东京审判结论的影响开始揭示“历史真相”,批判充斥皇国史观内容的教科书,其重要原因在于,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揭露出了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日本军队的残虐暴行。

  早在1942年1月,被德国占领了国土的欧洲9个国家(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代表就在伦敦讨论了对轴心国战争犯罪的制裁问题,发表了处罚战争犯罪宣言,即《圣詹姆斯宣言》。宣言提出:“文明诸国认为对被占领国一般市民的暴行属于政治犯罪,应将在有组织的审判手续下进行的对战争犯罪者的处罚作为主要目的,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这一宣言的意义在于表明了对战争犯罪进行审判的态度。作为观察员参加宣言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金问泗当时曾表示:“届时将计划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占领中国的日本。”到了1943年,战场的发展变化也迫使英美等国开始关注日本在亚洲战场上的战争犯罪。美国连续发表了抗议日本虐待美国俘虏和平民的声明,也针对日本使用化学武器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1944年5月,中国提议在重庆设立战争犯罪委员会远东太平洋分会,美国提议分会应将在日本策划与推行战争的战争罪犯的资料整理后送给在伦敦的总委员会。分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1月29日在重庆召开,有1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委员会每隔两三周召开会议,从1945年开始,就对处罚日本的战争犯罪问题进行了证据资料的搜集和法律问题的讨论。委员会分会在重庆共召开23次会议,1946年6月,委员会转移到南京,又召开了15次会议。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成立后,也派检察官到中国参加会议。所以,进行日本罪行调查的莫罗上校曾参加过第32次会议。也就是说,对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的调查,其实是在审判前,就有许多国家在进行了。

  本丛书中涉及的日本在战争中的犯罪,主要是针对战俘的强迫使用、虐待、迫害甚至杀害的暴行,即《波茨坦宣言》中明确提出的“虐待吾人俘虏者”的直接战争犯罪,亦即规定在1899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中的“通例的战争犯罪”。根据此公约,战俘“必须得到人道的待遇”而不得虐待的原则,对已经放下武器或丧失自卫能力并已无条件投降的战俘不得杀、伤。但正如这些资料所证明的,日军完全违背了公约的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战俘的迫害行为与本书中介绍的对西方战俘的迫害毫不逊色,甚至更加严重。但是在东京审判中却没有作为主要问题提出。所以,才出现了中国遭受迫害的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和企业提出的诉讼。而读者通过这四本书,可以对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这本书讲述的是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在新加坡樟宜战俘营的亲身经历,他们被日军从1942年囚禁到1945年。我从孩提时代就对日军囚禁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既不认识任何一个前日军战俘,我家里人也没有给我讲述过任何关于他们的故事来增加我的兴趣。我对于这个课题的兴趣完全是因为观看了很多二战影片引起来的。关于战俘的最著名的二战影片是《桂河大桥》和《大逃亡》。这些电影可以说是我研究战俘问题的起点,随着我学识的增长,我开始就战俘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我写了一系列的关于二战战俘的文章,在此之后,又从更加学术化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战俘的经历。我对这个课题的迷恋引发了我的几个思考。日本人对待战俘是不是也像德国人那样,非常残酷?这两者的残酷程度可以简单类比吗?他们谁更残酷?这两者有必要对比吗?能不能对比?从这些违背人道法则的暴行,我们能够反思什么?那些被残酷对待的战俘们会留下怎样的心灵创伤(我特指二战中的战俘)?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问题是很难说得清楚的,简单地将日本的暴行和德国的暴行相比是不科学的。各方面的事实表明,对于盟军战俘而言,他们更多人宁愿做德国人的战俘,也不做日本人的战俘。成为德国人的战俘比成为日本人的战俘要幸运得多。

  我发现“樟宜战俘营”是很偶然的,而且当时刚开始阅读关于它的文字的时候是非常震惊的,我是在詹姆斯•克拉维尔不朽的小说《国王老鼠》中发现它的,克拉维尔描述了沦为日军战俘的经历。从1945年开始,关于樟宜战俘营的各种猜想和人们的一些模式化的认识就开始流传开来了,这些猜想和模式化的认识并没有太多原始的事实依据。人们习惯上喜欢将德国战俘营中盟军战俘的遭遇搬到囚禁在樟宜战俘营的盟军战俘身上,事实上,德国战俘营的条件和樟宜战俘营的条件完全不同。关于樟宜战俘营的史料中,目前还没有发现翔实的关于日本看守对待战俘的态度以及日本看守和战俘的关系的可信证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日本人对待战俘的态度及日本看守和战俘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上,比之德国战俘营,有天壤之别。虽然同为法西斯国家,但是日本对待战俘的野蛮和残酷程度远远超越德国。

  在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有很多独特的经历,这些经历在其他盟军战俘身上是没有的。这本书就是试图说明樟宜战俘营的这些独特性,只是试图说明,并不是给出最终答案,笔者希望抛砖引玉,提出问题,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这个课题,深化这个课题。1942年2月,在新加坡投降的盟军官兵对于日本管理战俘的政策有什么反应,这个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细化。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们在日本看守底下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个问题也需要更多的细节性材料来说明。

  从根本上来说,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不同的范本,或者说是一个不同的视角,便于读者认识落入日军手中的盟军战俘的悲惨命运。他们的悲惨命运,不是可以套用德国战俘营的经验就可以体验的。这本书也将证明,西方国家对于日本人手中的盟军战俘的遭遇的认识是不够全面和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套用德国战俘营的经验是不对的,不足以认识到日本战俘营的残酷,德国人对待战俘的残酷性和日本人对待战俘的残酷性不在一个层次上。有些人认为盟军战俘在日本战俘营中仅仅是作为苦力,这一情况在樟宜战俘营中也已经发生,但是战俘的悲惨遭遇不是可以用苦力就可以形容的。樟宜战俘营的战俘虽然被迫经常对日本人卑躬屈膝,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倒下,也没有被日本人击垮,这一点应该载入二战战俘史,樟宜战俘营中的盟军战俘在气节上的杰出表现,可以作为盟军战俘的代表,这两点也许就是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与别的法西斯国家战俘营中的战俘不一样的地方。在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还有一点独特的体验,那就是他们参与了缅泰死亡铁路的修建,他们经历了骇人听闻的恶劣环境的严酷考验。本书也将简单地讨论一下日本看守和盟军战俘的相互关系,分析一下樟宜战俘营的权力结构。我这样做,也算是为马来亚战役和新加坡沦陷的历史提供一些新的材料,或者一个新的维度吧。

  我从事这个课题研究,欠了很多人情债。如果没有英国皇家军事学院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的,该学院给我提供了一个三年的奖学金。诺斯科特基金会给我提供了长时间都留在澳大利亚从事研究的机会,并让我有时间对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的樟宜战俘营进行充分的考察。我实地考察和研究的时间,的确是够长的了。我要向我的博导耶鲁大学的乔伊•温特教授和剑桥大学的史蒂芬•拉吉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要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汉克•尼尔森教授表示感谢,感谢他的建议和鼓励。大英帝国战争博物馆和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朋友们也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同样,我也要向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老师和朋友们表示感谢,朋友们给予我太多的鼓励,由于写作博士论文的压力极大,如果没有我的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我很可能徒耗时间、分散精力。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阿拉娜,我的母亲罗娜和我的婶婶多丽丝,她们给我无限关爱和支持,并且从未改变,贯穿了我的整个博士生生涯以及拙作准备付梓的漫长时段。我也要感谢我亲爱的女儿爱丽丝,她还太小,还不能体验玩具的乐趣。上帝把她赐予我。如果没有她,我的人生将变得贫乏。我要将这本书献给他们。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发现,我虽然经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但是我很难做到不偏不倚,虽然我可以用学术化的语言来表达我的观点,但是读者还是可以在字里行间读出我对残暴日军的憎恶,这种感情流露也许在学术著作中是不合适的;我在书中留下了不少的评论性的文字,这样做也显得不够专业。尽管如此,我必须表达这样一个态度:对于樟宜战俘营中很多勇敢的英国战俘、澳大利亚战俘、印度战俘和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战俘——他们曾英勇地守卫了马来亚和新加坡,他们的投降并不意味着战争对于他们已经结束,而是意味着他们更加伟大的斗争的开始——他们要与饥饿、疾病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加诸在他们身上的不平等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对他们的漠不关心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随时随地的残酷虐待和肆意杀戮作斗争。他们有很多人长眠在战俘营中以及缅泰死亡铁路的工地上。但是他们都是勇士!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新加坡沦陷,有4万多名英、美、澳、荷兰及印度战俘被日军俘虏,关押在新加坡樟宜基地,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从1942年2月到10月,相比较其他地区的日军战俘营,这些俘虏受到了日本人的“优待”。到次年,经过两次迁移,这里的战俘只剩下5000余人,其他3/4以上的盟军战俘均被日本人押往缅甸修建缅北铁路,在那里,他们遭到了非人的待遇,而留在樟宜战俘营内的盟军战俘却一直过着比较平稳的生活。他们“无忧无虑的生活看起来出人意料的好”,自称为“享受新鲜的空气、和平以及大海”,还可以在俘虏营中随便闲逛,喝咖啡并组织演出。日本军方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虐待和强制劳役,甚至还允许他们向家乡和亲人发出联系的明信片。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日本人还是完全将他们当作战俘来看待的,主要表现在食品和药品的供应上,对他们进行了限制。日本人还使用印度伪军对他们实行看管,并要求他们从事机场建设等一些基础工作。对于敢于逃跑的盟军战俘,日本人毫不犹豫地将其处决。这就是这本书给读者描述的有关樟宜战俘营的基本状况。

  1944年5月,随着盟军的胜利反攻,日军将樟宜战俘营的盟军官兵全部迁往樟宜监狱,进行了最后一段时间的囚禁,使他们经历了最艰难的一段时期。面对情况的改变,盟军战俘内部也有了分化,但是在情况变得更严重之前,日本投降了,战俘们因此得以侥幸生还。

  在被关押期间,对战俘们唯一的巨大恐惧就是他们听说被押往缅甸的战俘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大多数战俘被虐待至死,能够回到新加坡集中营,已经是他们濒死前最大的期望。

  总结日军樟宜战俘营的历史,我们发现,它在中国和南洋整个被日军占领地区内,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朝鲜、菲律宾、泰国、缅甸等地区,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子。在上述这些地区内的日军看管下的盟军战俘营内,都发生了令人发指的虐待战俘和非人道酷刑、劳役、虐待、饥饿甚至于用战俘作人体实验等惨无人道的行为,其中最著名的如泰缅铁路建设和“巴丹死亡行军”,还有在中国东北的盟军战俘营内数不清的日军暴行。

  为什么日军在新加坡樟宜战俘营里会一改他们残暴无耻的行径,基本上对于盟军战俘采取自我管理的方式,只要他们不逃跑,就不加干涉,变得那样的“仁慈”?虽然日方的档案资料我们无从查询,但细细想来,应该归纳出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日本对西方进行虚伪宣传工作的需要,使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些假象来在盟军战俘中换取口碑,伪造出皇军“仁慈”的假象,为自己脸上贴金。

  其二,日军自以为在攻占新加坡战役中已经大获全胜,取得了他们所需要的“脸面”,所以在战胜之余,对盟军战俘给予了一定的优待,而使他们在寂寞和舒适的条件下对自己的战败经过有一个痛苦的反省,这也是一种精神的“虐待”。从盟军战俘的笔记与回忆中来看,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

  其三,日军对于英美盟军战俘和印度战俘之间采取了不同对待的离间政策,他们组织了印度锡克族战俘武装来看管其他盟军战俘,并要求盟军战俘向这些印度兵敬礼,实际上是在讨好印度人,离间他们和原来的殖民者的关系,由此把日本人打扮成为“东亚的解放者”的角色。

  最典型而能说明日本人本质的情况就是,在新加坡,他们对华人和对欧洲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屠杀政策,就在樟宜战俘营附近还发生过日军对华人的大屠杀,为英美战俘亲眼所见。日本人在各地的战俘营和监狱中对中国人都采取了法西斯主义的大屠杀和残暴的虐待政策,毫不留情,行为残忍,烧杀抢奸无所不为,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或者可以说几乎没有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或者南洋各地优待中国人的例子,甚至在南洋其他地方日本人对英美战俘也采取了极端残忍的虐待政策,相比之下新加坡樟宜战俘营的所谓优待盟军战俘已经成为一个奇怪而突兀的事例。

  总之,新加坡战俘营在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例证,它不能代表日军在二战中在遵守国际公法方面的基本表现,也不能反映日军的本质,它只不过是日本军队伪作仁慈对外宣传进行欺骗国际舆论的一个工具。这一事例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我们不能以樟宜战俘营的历史来证明日军在二战中的对待俘虏的表现,并得出日军遵守国际公法的结论,相反,我们从樟宜战俘营派往缅甸修筑“死亡铁路”的劳工团的悲惨历史和遭遇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待新加坡战俘依旧是采取了不人道的手段。

  这本书的价值就是让人们看到二战时期日本军队对待战俘虚伪的另一面,并经过全面的分析研究,更加认清日本法西斯的本质。

  艾伦•罗杰斯(Alan Rogers)是澳大利亚陆军上尉,在医疗队服役期间,他坚持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个人经历,也记录下他对当时形势和其他人员的感想。1943年5月29日,星期日,罗杰斯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上个星期所做事情的感想:

  星期三晚上,我们很幸运,得到了几张演出票,我们到帕拉丁(Palladium)剧院去看《我杀死了法官》,这出戏非常棒,演员表演相当出色。1

  我们从这几句简短的日记摘录中可以得出许多结论。首先,罗杰斯上尉或许是在悉尼或伦敦度假,他努力想忘掉战争,他的努力进展顺利,尽管只是暂时忘掉。

  但是,这些假设都错了。罗杰斯上尉确实是远离战斗前线,远离战争,但是他同样也远离悉尼和伦敦,远离那些常规想法,虽然罗杰斯日记中详细记录的内容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些。过去,罗杰斯上尉一直跟随澳大利亚军队在马来亚丛林中作战。1942年1月至2月间,“固若金汤”的新加坡遭到日军围攻,罗杰斯也目睹了全过程。罗杰斯上尉与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数千名盟军将士一起亲历了新加坡投降,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称之为“英国历史上最沉痛的浩劫,规模最大的投降”。2

  从许多方面来讲,新加坡投降只不过是另外一场厄运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时间里,罗杰斯一直生活在日军战俘营中。罗杰斯上尉的日记并不是老生常谈式地讨论战时的回忆,而是记录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件。这个战俘营被称为“亚洲最臭名昭著的战俘营”,也就是新加坡樟宜战俘营。3就樟宜战俘营而言,这些矛盾和反差非常常见。有人说樟宜战俘营的实际情况与许多常见看法不同,这个观点本身就非常有意思;有人说樟宜战俘营与日军其他战俘营相比非常独特,这个观点更加难以得到认同,因为五十多年来人们对日军战俘营已经形成了固定看法。同样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这些关于樟宜战俘营的概念和自相矛盾的表述也让人难以理解。事实上,罗杰斯和其他人在日记中记录下的这些矛盾和反差可能暗示着樟宜战俘营隐藏着一个惊天动地、不为人知的故事,这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的谜团。

  人们对于日军战俘生活状况的看法简单明了,众所周知:在双方都不退缩的文化冲突中,盟军战士被俘,遭到日军管理者毒打、挨饿、强迫劳动致死。对于日军而言,投降是令人厌恶的,是无法接受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简单的看法不免有些夸大其词,而且确实也没有人站出来反驳:作为日军战俘,他们没有遭受到上述虐待。那些关于日军战俘生活的记录无一例外地只关注那些较大规模、众所周知的虐待事件。“巴丹死亡行军”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修筑缅泰铁路最能证明日军的残暴,这条铁路常常被称为“死亡铁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修筑这条横穿泰国到缅甸北部的铁路被誉为土木工程奇迹。英国勘测人员认为修筑这条铁路根本不可能,但是,日军凭借其意志力、12000名盟军战俘的生命以及从当地征用的大批劳工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4这条铁路是个悲剧,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残暴的象征。缅泰铁路在战后回忆中占据了中心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56年上映的电影《桂河大桥》,这部电影是根据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le)的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并没有忠实于原著,确实,原著本身也没有声称书中的事件真实发生过(在原著中,这座桥并没有被炸毁;而在电影中,桂河大桥被炸毁了,故事也达到了高潮)。尽管如此,这部电影也代表了缅泰铁路本身,代表了战俘与日军之间的交流方式。虽然这部电影为那些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人描述了战俘的经历,但是它仍然没有完整呈现。没有战俘站出来说电影很真实,他们常常会说,修筑缅泰铁路的条件“根本没有那么好”。

  就像罗杰斯的日记一样,有些资料宣称,除了残暴和苦难这些标准描述之外,日军战俘的生活还有另外一面,这些资料难以得到认同。

  樟宜战俘营位于新加坡最东端,从地理位置上讲远离缅泰铁路,但是它却不可避免地与缅甸和泰国发生了联系。原因有两个。第一,绝大部分从事修筑铁路的战俘都在樟宜战俘营生活过,要么在去修铁路之前,要么是在铁路竣工之后,对于许多战俘而言,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对于那些修筑铁路的战俘而言,樟宜战俘营是他们的出发点。第二,让人感觉意味深长且富有争议的是,樟宜战俘营的经历不可能不在修筑铁路过程中体现出来。在如何应对战俘生活方面,从樟宜战俘营出来的战俘的独特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就在新加坡投降后不久,数千名被迫放下武器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军人根本没有想到要去修铁路。战俘营未来的生活是个未知数,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在投降之前,盟军宣传时就关注过日军的“其他方面”,没有人知道,作为“东方人”的俘虏,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事实上,未来非常黯淡。被日军俘获的盟军军人的死亡率说明了命运的悲惨:日军关押的澳大利亚战俘有36%死在战俘营里;沦为日军战俘的英国和美国军人的死亡率分别是26%和33%。相比之下,沦为德军战俘的澳大利亚军人的死亡率仅有3%。5

  这些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一切,就樟宜战俘营而言,这些数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樟宜战俘营与众不同,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因为日军管理的方式不同;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战俘本身应对战俘生活挑战的方式不同。

  本书尝试向读者讲述1942年至1945年间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本书希望把在此期间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事件拼接起来,让人们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本书还探讨了战俘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比上述两个问题更重要的当然是“为什么”:是什么驱使并迫使他们那么做?在战俘营背景下,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不言而喻。很显然,生存是主要目的,也是战俘们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的问题。虽然对于樟宜战俘营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事实上,本书尝试从一个稍稍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战俘经历,这个视角与战俘历史的传统视角不同。本书不仅探索战俘和管理者,虽然这两个要素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本书探索了战俘和管理者之间模糊的分界线。很显然,这并不是说日军对他们是不是战俘感到困惑;而是说,在樟宜战俘营,经常模糊的是战俘和管理者这两大群体之间的权力界线。基于日军和战俘的关系,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这些边界是明确和固定不变的。但在樟宜战俘营,战俘们不仅比之前想象的更容易适应,而且生活相对自由,这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日军占领的东南亚地区,樟宜战俘营是一个主要战俘营。战俘们从樟宜出发,开始艰难的旅程。他们坐船或坐火车,大多数时候是坐火车,前往日本、朝鲜和台湾地区,或者被送去修筑缅泰铁路。缅泰铁路上的条件骇人听闻,并且有原始素材(对于日军战俘营的普遍观念就是从这些原始素材得来的)支撑这些听闻。相比之下,樟宜战俘营里的条件截然不同,但却没有受到多少关注。1946年,澳大利亚前记者罗恩•里韦特(Rohan Rivett)出版了《竹林背后》(Behind Bamboo),这本书是最早记录日军战俘生活的作品之一。他在书中写道:

  肯尼思•哈里森(Kenneth Harrison)在马来亚大陆被俘后被关押在吉隆坡,他后来写下了第一次到达樟宜战俘营的情景。当时他认为:“樟宜战俘营让我们这些关押在普渡监狱(吉隆坡)的战俘难以置信,从很多方面来看,樟宜战俘营可以称为战俘的天堂。”7新加坡投降几周之后,邓洛普(Dunlop)中校在苏门答腊被俘,后来被送去修筑缅泰铁路。在修筑缅泰铁路时,他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军官和医生,后来又成为备受澳大利亚人尊敬的标志性人物。与数千名战俘一样,邓洛普是从樟宜战俘营出发去修铁路的。1943年1月7日,邓洛普抵达樟宜战俘营:

  前进路上,我们看到这个岛非常漂亮,有很多豪华的石头建筑物,这里有英国和澳大利亚军队,军人们负责站岗放哨,管制交通。所有军人穿着整齐,非常整洁,军官手里拿着文明棍,他们甚至向我们敬礼。8

  尽管有这样的记载,但人们说到日军对战俘的残酷时常常会提到樟宜战俘营。偶尔,樟宜战俘营甚至会被描述为一所异常残暴的监狱,在这里“新加坡投降时将近15万名年轻人被俘,每15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熬过了三年半的战俘生活,等到了对日战争胜利日。”9实际上,在新加坡被俘的军人数量远低于15万人,可以肯定的是5万名战俘不是死在战俘营。10虽然的确有许多战俘死去,但是他们是在修筑铁路时死的,而不是死在樟宜战俘营里。像“日军最臭名昭著的战俘营之一”这些描述更多是来自修筑缅泰铁路的情况。与樟宜战俘营相比,铁路上的条件更恶劣,这也促成了樟宜战俘营“谜团”的产生。111944年5月,战俘医院搬迁到新加坡克兰芝,主战俘营搬迁到樟宜监狱,这时共有680人死在樟宜战俘营。12在战争期间,由于伙食恶化,到1945年,许多战俘出现营养不良,但是樟宜战俘营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日军公开的、有预谋的残暴行为,仅发生过一次大规模事件,当时,日军企图强迫战俘签署不会逃跑的保证书。13与铁路上的条件相比,即使是这次事件的影响也很小。

  从上述引证材料明显可以看出,大量有关战俘的文学作品经常提到樟宜战俘营。值得注意的是,樟宜战俘营经常被歪曲,这些作品对樟宜战俘营本身情况知之甚少。为此,樟宜战俘营应该得到承认,应该对此进行研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樟宜战俘营不应该落得一个令人恐怖的名声,但是它在战俘营经历方面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也确实需要进行审视,而且审视时要把重点放在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一切上面。正如罗杰斯上尉的日记记载,樟宜战俘营的现实生活比目前围绕在它周围的谜团更离奇。直到现在,樟宜战俘营的经历也难以与战俘营的传统形象联系在一起。帕西瓦尔(Percival)将军是前马来亚总指挥官,是他在新加坡投降协议上签字,但是,就连他也难以完全把握樟宜战俘营的本质。在战后写的一封关于战争期间发生的事件的信中,帕西瓦尔觉得非常有必要强调一下这个事实:

  樟宜战俘营与普通战俘营不一样,樟宜战俘营四周不全是带刺的铁丝网,也没有警卫站岗放哨。樟宜战俘营占地面积很大,一面由带刺铁丝网围着,其他三面都被大海围着。樟宜战俘营划分为几个区,每个区由一名英国指挥官负责,一名英国参谋人员予以协助。整个樟宜战俘营都由我负责管理,马来亚司令部参谋部予以协助。我们有自己的宪兵部队。日军指挥官在入口处设立办公室,通过我的指挥部向樟宜战俘营传达指令。14

  日军控制的本质意味着他们赋予樟宜战俘营很大程度的自由,自由程度远远超出战俘们的想象,至少初期情况如此。这种自由延伸到了战俘们的行动自由,关键的是,战俘们自己管理自己来面对战俘生活的种种挑战。从某种程度来看,这种自由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这样做推迟了战败军人转变为战俘的时间,使得他们从军人转变为战俘这个必要的过渡变得更加艰难。但是,在樟宜战俘营,在新加坡被俘的军人相对较温和地适应了战俘生活,使他们淡忘了新加坡沦陷所带来的耻辱。

  樟宜战俘营应该得到审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英国著名插图画家和作者罗纳德•瑟尔(Ronald Searle)曾经是樟宜战俘营的战俘,后来被送到泰国修筑铁路。在修筑铁路期间,他创作了一些画作,描绘了瘦弱憔悴的战俘在面相凶恶的日军监督下从事繁重的劳动。这些画作强化了日军战俘的特定印象:疲惫不堪的战俘不得不忍受管理者的呵斥。日军战俘无一例外地被描述成消极形象,在战俘和管理者不平等的关系中没有任何权利。不管是什么印象,真相都远远更加复杂。在樟宜战俘营,战俘们不是向管理者卑躬屈膝的奴隶。战争结束时,他们非常瘦弱,这点毫无疑问,但是直到日军战败投降,他们都保持着昂扬斗志,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和独立权,这给日军管理者源源不断地带来麻烦。

  在樟宜战俘营,战俘们的行为对关于管理者和战俘之间的权力基础的理解构成了挑战。确切地说,这为理解日军和战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维度,同时强调了战俘经历的连续性,而不论战俘被关押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在樟宜战俘营,战俘自治在一定程度上是日军创造的。新加坡投降后,日军面对数千名战俘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采取的措施是把战俘全都送到位于樟宜的英军基地去。在英军基地,战俘们基本上是自己管理自己,日军很少干涉,至少早期情况是这样。战俘自治有助于培养强烈的独立精神和团体精神,这样一来他们重拾了自信心和军人荣誉感。在接下来的斗争中,这种自信心和荣誉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樟宜战俘营的斗争与那些关于战俘营的常规观念截然不同。与那些关于战俘营的传统观念不同的是,斗争的主要对象不是管理战俘营的日军。相反,在樟宜战俘营,战俘们的斗争对象是缺衣少药、食物缺乏。樟宜战俘营的生活既是战俘之间的内部关系,又是与日军的互动。此外,战俘们应对监狱生活和剥削的方式说明了他们的士气,依靠最低限度的食物而存活下来的比例也展示了他们的健康,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性”。在“F”部队(从樟宜送去修筑缅泰铁路的若干军之一),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死亡率分别是60%和29%。这些数据经常被引用于证明澳大利亚士兵的忍耐力更强。同样,他们对禁闭的反应,不论是决心逃跑还是默默接受,都被视为衡量民族“性格”的标尺。

  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在关于缅泰铁路的一篇评论中写道:

  澳大利亚战俘在泰国经历的苦难和他们克服逆境的决心代表了“伙伴情谊的胜利”。15

  对于澳大利亚人而言,澳大利亚军人沦为战俘的经历代表了澳大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贡献。就其战时经历而言,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重要性从以下数据中可以看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25000名澳大利亚军人死亡,其中8000人死在了战俘营。确实,在对日战争中死亡的澳大利亚人当中有一半是在作为战俘期间死亡的。16虽然英国军队死亡人数是澳大利亚的将近两倍,但是与英国军队在北非和西欧地区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的伤亡人数相比,这些数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就算是与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伤亡人数相比,情况也是如此。

  战俘对澳大利亚文化生活的影响可以从堪培拉邓特伦军事学院看出来。这里矗立着“樟宜教堂”,这是在战争年代修建的教堂之一,现在是国家纪念馆,专门用于纪念澳大利亚全体战俘。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汉克•尼尔森(Hank Nelson)有很多著作都是关于被日军关押的澳大利亚战俘的,他认为“澳大利亚人普遍了解本国战俘在日军手中都经历了什么”,他还认为“在大众看来,樟宜战俘营和缅泰铁路可能就像科科达和托布鲁克一样能唤起人们的记忆,只不过比尤里卡、加里波利、菲尔•莱普和布拉德曼略微逊色”。17尽管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直到现在才有人开始严肃地探究缅泰铁路和樟宜战俘营之间的本质区别。

  本书之目的非常有限。这本书事实上只是记叙了1942年到1945年间樟宜战俘营发生的一切。不过,这本书确实产生了广泛影响。盟军对日军的作战与欧洲的战争不同,这场战争更野蛮、更残忍,可以说是一场“毫无怜悯可言的战争”。种族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是引发战争的首要原因。当然,通过修筑缅泰铁路,樟宜战俘营感受到了这个维度对冲突的影响。在经历过战俘生活后,没有哪个樟宜战俘营的战俘会对日军管理者心存幻想,甚至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战斗中经历过日军的暴行之后,就没有人抱有幻想。尽管如此,日军在樟宜战俘营的行动确实与他们过去所作所为有所不同。从根本上说,对于那些有资料记载日军对樟宜战俘施加暴行和漠不关心的案例而言,日军本可以更残暴。他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原因还不得而知,最可能的原因可能是缺少人力,以及战俘们基本上只与军官打交道。在缅泰铁路上发生的许多残暴行为都是低级士官和日军从朝鲜征发朝鲜的军队 所为。

  在管理战俘营时战俘领袖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也显得很重要。或许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管理者与战俘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让樟宜战俘营的故事变得更有吸引力。两者之间发展出这样一种关系是得益于战俘营相对稳定,同时得益于英国和澳大利亚高级军官保持连续性。相比之下,日军当局频繁变动。但是,从根本上说,日军本来可以采取强迫措施来实现其目标,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只有一次明显例外。确实,这种无情、残暴、绝不妥协的方式正是日军在整个战争期间以及在日军占领地区的行为方式。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对日军资料进行更多研究。

  现在关于马来亚和新加坡沦陷的文学作品多如牛毛。前日军战俘出版的战俘日记作品也很多。相比之下,学术性研究作品数量很少。不过,绝大多数日记作品都是以一种草率的方式来探讨樟宜战俘营。这些日记基本上都是把樟宜战俘营当作缅泰铁路上发生的更为人熟知的事件的背景介绍。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他们描述樟宜的方式非常特别——作者总是强调其“独特性”。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把那些关于新加坡战斗与离开樟宜战俘营前往修筑缅泰铁路的文学作品遗漏的故事写出来,从而审视樟宜战俘营“谜团”背后的真相。

  首先,对于那些真正参加战斗的军人而言,新加坡沦陷意味着什么?虽然人们对新加坡沦陷已经进行了深入彻底的讨论,投降原因也进行了探寻。但是,面对要求参加战斗的军人们负直接责任的指责,他们感受如何,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少之又少。但是,研究这个问题并不是要为那些关于新加坡溃败的文学作品补充材料。相反,探讨这个问题是为了评估新加坡沦陷对那些沦为战俘的军人造成的影响,以及这次事件对其他战俘、日军和战俘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战俘本身对樟宜战俘营相对自由的生活作何应对,以及这种自由是有助于他们忍受战俘生活(不仅包括樟宜战俘营,而且包括缅泰铁路)还是带来阻碍。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找到答案:战俘如何应对资源有限的情况;在没有日军干涉的情况下(至少初期如此),战俘们如何自己管理自己并形成了内部凝聚力。

  本书还探讨了管理者和战俘之间的关系,审视了不同战俘群体应对共同环境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方式。例如,澳大利亚人与英国人有什么区别,军官与士兵有什么区别,正规军与志愿军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是,本书对修筑缅泰铁路的生活与樟宜战俘营的生活进行了区别对待。本书还阐述了樟宜战俘营的条件如何影响那些修筑铁路的战俘的行为,这种方式之前从来没有探讨过。修筑铁路的战俘全都在樟宜战俘营生活过,有些生活了好几年,有些只生活了几个星期。传统观念认为日军战俘是弱者,本书的调查结果对这些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我们会看到,管理者和战俘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他们之间的权利界线并不是之前想象的那么清晰,至少在樟宜战俘营情况如此。

  在审视这些问题时,本书对人们更详细地了解战争期间远东战俘的历史作出了贡献,因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也作出了贡献。

  本书还涉及战俘营内的社会关系和群体身份认同,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分析,那些关于日军战俘生活的传统观念是不会认同这一分析的。虽然众多研究课题都从文化、历史角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了详细彻底的研究,但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著作却几乎没有。50多年过去了,现在应该是从文化角度对1939—1945年间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审视的时候了。这样的调查促使我们对关于远东地区战俘仍未解决的许多文化谜团进行重新评价。新加坡人如何缅怀战争经历?从这方面来讲,樟宜战俘营发生的一切对新加坡当地也具有重要意义。凯文•布莱克本等人的作品探索了像樟宜战俘营这些地点怎样促成“作为一个‘新加坡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观念的形成,对于这个年轻的国家来说,从根本上说,这一点对于国家身份认同非常重要。18这本书审视了以下问题:本书尝试探讨新加坡沦陷对那些实际参加战斗的军人造成什么影响,这些军人后来沦为战俘,他们是樟宜战俘营最大的群体。另外,本书还涉及樟宜战俘如何应对半自治局面,以及这种影响在管理者与战俘之间微妙的关系中如何体现出来。因此,本书还涉及管理者与战俘关系中的权利的本质问题,确切地说,就是日军如何应对战俘们提出的要求。

  从表面上看,樟宜战俘营的战俘没有任何权利。尽管他们是战俘身份,尽管日军企图不断阻止他们这么做,但是实际上他们可以要求得到他们自己的身份和独立。因为这些要素的存在,樟宜战俘营中战俘的生活与其他地方日军普通战俘的经历产生了区别。因此,樟宜战俘营和本书对日军战俘的生活提出一个全新的视角。这种经历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经历与绝大多数关于日军战俘生活的传统观念相矛盾。

  本书援引了许多资料:伦敦基尤(Kew)公共档案馆和堪培拉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保存的关于樟宜战俘营的官方文件。本书还利用了樟宜战俘营记录的大量“官方”文件,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战俘营内部管理情况。本书还广泛采用了大量尚未公开出版的樟宜战俘生活日记资料,这些日记保存在帝国战争博物馆和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这些日记常常与官方意见有出入,为了解当时事件提供了一个更私人的新视角,因而显得特别珍贵。这些日记也让我们了解到事件亲历者对事件的感想。虽然高级军官整理了详细的战后报告,各个单位也保存着记录,但是要想深入了解新加坡投降后的情况,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审视这些日记。这些日记也提供了更详细的历史,让我们了解战俘们是怎样看待这些事件的。

  虽然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保存下来的日记有很多,但是要想判断这些日记是否具有充分代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例如,从军官写日记的数量来看,能否了解到当时军官坚持写日记有多大比例,其中一个难题便是在整个俘虏生活期间到底有多少人坚持写日记。写日记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缺少稿纸是一个现实难题,而且无时无刻不面临日军对秘密写日记行为的惩罚威胁――死亡。虽然有大量日记记录了战俘生活早期的情况,涵盖了樟宜战俘营各个群体(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军官和士兵),但是到了战争后期,根据那些幸存者进行判断,能做到坚持写日记的人非常少。因此,我们对樟宜战俘营最后一年生活的了解基本上都来自于军官写的日记,虽然这本身也反映了樟宜战俘营军官过多,而且日记里记载了他们不得不履行的种种职责。日记记录的内容同样需要进行认真研究。正如致力于战俘研究的历史学家琼•博蒙特所说:“写日记总会有一个‘倾诉对象’,所以除了记录发生的情况之外,脑子里不能忘记个人写作的动机。”19与现存日记一样,许多战俘文件也保存到现在,其中包括战俘营当局签发的数百份“命令”,这些命令指示战俘完成各种任务。这些命令非常珍贵,首先能够判定战俘的任务是什么,同时能够展示战俘的提议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如何体现。这些命令还体现了战俘营的官僚机构和组织结构,展示了樟宜战俘营是一个营中之营,而且提供了证据,证明战俘享有多大程度的自由。

  虽然战俘们已经出版了大量关于战俘经历的著作,但是基本上都是在缅泰铁路的背景下介绍樟宜战俘营,纯粹探求樟宜战俘营的作品几乎没有,这有点出人意料。《樟宜往事》是唯一例外,该书作者是戴维•尼尔森(David Nelson)上尉,他原来是一名志愿军军官。尼尔森当时是档案查阅局(the Bureau of Record and Inquiry)负责人,他保存着大量档案,记录了1942—1945年间抵达或离开樟宜战俘营的战俘的情况。他的工作对他写这本书帮助很大,因为尼尔森的工作对象与绝大多数狱友不同。

  这本书主要是涉及战俘自身做了什么,因此这本书很少援引日军资料,只有当其行为会对战俘产生影响时才会引用。因此,虽然这些人是日军战俘,但是这本书写的不是日军对战俘的政策,也不是写日军如何看待战俘,除非日军的意见会对战俘处理产生直接影响。正如上文所说,这是一个尚未研究的领域,而这项工作面临的文化障碍仍然让人望而生畏。

  1942年2月15日,日军进犯马来半岛仅仅70天后,驻新加坡英国军队向日军投降。由于没有做好处理这么多战俘的准备,日军只能命令英军所有人员前往樟宜。那里有英国陆军最大的军营,位于樟宜监狱东面。战争爆发之前,樟宜基地被认为是“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条件最好的军事基地之一”。尽管在新加坡岛战役中多次遭到炮火轰炸,但是这座基地基本上完好无损。20

  1942年2月至1944年5月,樟宜基地变成了战俘营,樟宜战俘营的特点就是边界不固定,而且关押战俘的数量始终在变化。1942年2月新加坡投降之后不久,樟宜战俘营关押了45562名战俘,主要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军人,荷属东印度沦陷后陆续有荷兰军人被关押到这里。到1942年10月,战俘数量下降到15744人,到1943年6月,只剩下5359人,这个数字是整个战争期间最少的。21战俘的数量随着日军对劳工的需求而不断变化。刚开始,大批战俘被送到新加坡镇上做劳工。之后随着日军需求越来越大,被称之为“军队”的各个小组被遣散到不同目的地,当然还有战俘被送去修筑缅泰铁路,当时缅泰铁路急需大批战俘。22樟宜战俘营成为中转营,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被俘的战俘都在这里短暂待过,待的时间长短不一,然后被送到其他地方去。到1943年夏天,缅泰铁路对劳工的需求急剧增加,樟宜战俘营里剩下的战俘只住满了几间营房。

  1943年秋天,在泰国和缅甸的战俘返回这里,同时日军要求把现有营房腾出来给日军人员自己居住,他们不得不对战俘营的居住条件进行重新评估。23

  1944年5月,整个战俘营整体搬迁到樟宜监狱,把英军投降后就关押在那里的平民犯人赶到其他地方去了。

  樟宜监狱对于战俘而言是个全新开始,因为他们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直到1945年8、9月份战俘营解放,他们一直被关押在这里。

  本章是关于英国和澳大利亚军队在新加坡投降后的经历。试图找到伴随这些人进入樟宜的主要关注事项,并探究这些关注事项如何促成了他们对囚禁的最初反应。显然,在这一过渡期中,马来半岛战役和新加坡投降的性质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与这些新战俘对囚禁生活的反应态度密不可分。同样明显的是,这些战俘的行为与被彻底打败的士兵应有的行为大相径庭。在探究导致投降的事件过程中,紧张无力的领导和守卫者缺乏战斗精神等传统看法并不足以解释参与者自己如何看待投降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作用。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关于投降的残存感觉相应地直接转化为他们作为刚刚被俘的战俘较为坚定而自信的行动。尽管这一部分可以用樟宜的特殊条件来解释,日本守卫或指导的缺位显然很重要,但在新加坡被俘的士兵在日记中称:“许多人感到,这次失败对于他们作为士兵的能力并不具有代表性。”许多人认为,突然投降剥夺了他们作为守卫者与日军决战从而最后证明自己的机会。鉴于英军、澳大利亚军队和印军投降前的多次军事逆转经历,这一说法也许看起来不可能,但在新加坡战俘中颇为流行。而且,暂且不论其真实性,这一说法看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对囚禁的影响。本章首先探究投降的影响,然后继续检视战俘们对囚禁生活的最初调整。

  1942年2月15日,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落入日本之手。这一失败衍生的后果十分严重。日军的胜利预告了英国从远东的最终撤退,并对英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造成了不利影响。1参与该战役的日本军官辻政信(Masanobu Tsuji)上校写道:

  欧洲在东南亚的统治被日本残酷地终结。随着新加坡的沦陷,英国在远东的主要标志也随之崩塌。这一损失,特别是英国马来半岛殖民地的损失方式以及新加坡的投降自此成为广泛研究和思索的课题。3

  自1819年斯坦福•莱福士(Stamford Raffles)爵士通过与柔佛(Johore)苏丹签署协议而得到该岛以来,新加坡始终被视为重要的战略和商业前哨。保持新加坡完整的政治重要性一直以来是帝国优先考虑的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因1905年英日条约的成功运作而得到保障,从而使英军得以集中于本土和地中海水域。英国决定以与美国更紧密的联系来取代这一联盟,因此不得不为促进远东的安全而多加考虑。4

  随后的计划转向了打击该地区英国利益最可能的威胁——日本。为了实现这一意图,明显的方案是建立并保持一支舰队,永久驻扎远东。为此首先要有一个合适的基地。

  1921年6月16日,英国内阁原则上通过帝国防卫委员会(CID)的建议,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大型海军基地,排除了锡兰、香港和悉尼等选项。5然而出于财政考虑、至少近十年不可能有大规模战争的设想以及华盛顿海军条约的限制,建立独立远东舰队的可能性被排除。6这些因素的结合构成了“新加坡大舰队”策略。该策略要求在发生国际危机时将大量皇家海军舰船派往新加坡。所用时长被称为“救援前时期”,并于1939年后开始不断重新评估。从1922年至1937年,“救援前”的时间一直维持在70天左右。7这一期间就是要求新加坡驻军抵抗进攻的时间长度,因而直接与本岛的最终防卫级别挂钩。寇松勋爵(Lord Curzon)领导下的帝国防卫委员会想出了提供充足陆地防卫的最佳方式。皇家空军就防卫是否应基于空中力量发起了激烈的跨军种竞争,结果有利于海军和陆军,岛上安装了重型火炮。8计划制定者仍然认为,马来丛林以及向北通往新加坡的道路是不可突破的。9

  尽管关于新加坡保卫战有很多神秘和矛盾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海岸炮组只能对海发射,入侵日军的路线就是沿着据称“不可突破”的马来半岛丛林和橡胶林,实际上这早已被准确预测。1925年,新加坡总指挥官上将西奥多•弗雷德(Theodore Fraser)爵士认为日军通过马来半岛入侵的可能性极大。后来,马来半岛总指挥官帕西瓦尔中将撰写了《远东态势评鉴》。10该建议得到时任马来半岛总指挥官威廉•多比(William Dobbie)少将的支持,并于1937年被提交给了参谋长委员会。11这两项战略评估都猜到了日军的最终路线并就预先阻止这一进攻所需的人员和资材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然而,有关部门对此并不感兴趣。多比将军还断定,季风期并不能像原来设想的那样阻止海上入侵。他断定,实际上,从10月持续至3月的季风期将是最适合发起入侵的时间,因为这种险恶的气候可能会限制空中力量的运用,但并不足以阻止在近海停泊的运输船上的部队登陆。12

  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进攻马来半岛,同时对珍珠港、泰国和香港发起进攻。尽管最初皇家空军的空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日本还是在马来半岛北部的哥打巴鲁(Kota Bharu)以及泰国的宋卡(Singora)和北大年(Patani)登陆了。13英国部队为确保不被摧毁而在马来半岛不断撤退,以保留其作为作战单元的必要完整性,形成新加坡长防线英国最初的计划,即“斗牛士”行动,包括进入中立的泰国以便通过占据狭窄的卡拉(Kra)地峡来阻止日军的进攻。该计划要求在日军登陆前24小时通知,以确保最大成功。由于政治上担心违反泰国的中立原则,导致英国直到日本侵略军逼近泰国海岸才作出决策。此时,这支部队的真实目的昭然若揭,并不是要吓唬英国使其违反泰国的中立原则,可是太迟了。帕西瓦尔面临着要么令其第11印度师从宋卡这一不利的地域迎击侵略者,要么原地不动。他决定从印度师已经占领的有准备阵地迎击日军,而没有执行“斗牛士”行动。15

  英国空军未能阻止日军登陆,加上日军空袭英国皇家空军机场造成了严重损失,使英国决定保留剩余部队,保卫海军基地和救援护航队。这样,在马来半岛战斗的陆军就彻底失去了空中支援。16至12月12日,盟军已开始沿马来半岛进行战斗撤退,在士林河(Slim River)镇稍作停顿,结果被装备了坦克的日军彻底击败。尽管有些成功的反击和伏击,特别是澳大利亚帝国陆军(AIF)在金马士(Gemas)的战斗,但总体而言盟军部队在作战能力和作战策略方面都败给了经验丰富的日军。日军与对手不同,通常作战时没有沉重的单兵装备这一障碍,并且以规模很小的小组行进,可以从盟军有准备的阵位背后潜入。斯特拉博尔吉(Strabolgi)勋爵1942年写道:

  (考虑到)没有长期在该国驻扎过的英国士兵,无法分辨出看起来无害的马来农民或渔民其实是伪装的日军。17

  日军还大量使用自行车和坦克。相反,由于被这里不适合使用坦克的说法所误导,英军在整个马来半岛根本就没有坦克。18在英国,上将阿兰•布鲁克(Alan Brooke)爵士(后来的野战元帅阿兰•布鲁克勋爵)也同样怀疑新加坡是否能够守住。1941年12月15日,日军登陆后仅仅一周,他写道:

  1942年12月25日,布鲁克领受帝国总参谋长这一职位,但“实际上自12月1日就从迪尔(Dill)手中接管了”。201941年12月7日,他在日记中再次提及他对远东态势的思考,这次他评论道:

  在马来半岛迅速前进后,1942年2月8日,日军发起了酝酿已久的对新加坡的进攻。日军能横渡柔佛海峡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英军遭受的无法抹去的重要心理打击。新加坡作为军事要塞从现实来看显然是被英军寄予厚望的,日军的登陆彻底将英国的幻想击碎了。实际上,英国在该岛上的阵地的完整性是英国防卫安排的“重心”。22这一理想的破灭以及日军实际上的突破意味着英国守卫者现在深陷困境,除非抵抗的意志能被及时唤醒。看起来,许多人有这样的决心,但是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驾驭,而且在英国指挥部看来并没有实际上那么明显。日军登陆后,势如破竹,盟军守卫者节节败退。最终,双方同意1942年2月15日20:30停战。皇家信号团通信兵L. 波帕姆(L. Popham)最后几天每天写笔记。2月13日,他评论称:

  (我们)听说我们在岛上正失去阵地,没有空军和飞机,也没有海军。日军正在马来半岛的所有海岸登陆,部队正在拼命战斗,命令所有人必须战斗到最后,但是组织很混乱。23

  人们仍在拼死战斗,没有想撤退,尽管我们的情况十分不利…………平民死亡率惊人。24

  2月15日,波帕姆“听到了决定性的消息,新加坡别无选择,只有投降”。除了他的日记的语气及其所传递的不可避免的崩溃感,波帕姆和其他许多目睹新加坡陷落的士兵也写出了最后投降的消息得到确认时他们所感到的震惊。波帕姆本人注意到了这一矛盾,他写道:

  每个人都感到震惊,尽管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没有空中和海上的支援,我们根本没有机会。25

  A. A. 莫里斯(A. A. Morris)回忆道:“大约1400小时后,我第一次听说投降。当然,我当时并不相信,并认为那是敌人的诡计。”26皇家诺福克(Norfolk)团5营的列兵C. 卡朋特(C. Carpenter)也对事件的转折感到困惑。他评论道:

  从投降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后,我们惊愕地看着彼此,一分钟前我们还准备战斗到底,一分钟后我们却被告知停火并放下武器。27

  澳大利亚人阿尔夫•蒙特福特(Alf Montfort)军士的日记表达了相似的感受:

  2月15日,周日。俯冲轰炸和炮击,有谣传说正在讨论和平条款。据说下午4点签署和平条款,我们并不相信这些谣言。但到7:30这看起来是线,我们无条件投降了,所有战火都停止了。28

  蒙特福特的同胞,澳大利亚武装部队2/30营军士詹姆斯•罗克斯博格(James Roxburgh)第二天写道:

  1942年2月15日对我们来说注定是个惊人的日子,我们从未想到会投降。我们知道情况不妙,但所有人都认为会是大撤退(如果事情发展到那步)。最初听到谣传大约是在上午11:30,我们当然并不相信。炮手们一天未发一弹,大家都要发疯了,他们都准备着加入步兵的战斗。随后我们从司令部得到消息,一切都是谣言,但到大约下午3点,事情还是发生了。30

  同样,另一名澳大利亚人,参谋军士E. W. 巴瑞(E.W.Burrey)也回忆了2月15日这个周日的重要:

  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从拂晓,俯冲轰炸、机关枪扫射和炮轰,直到大约下午5点,几乎停火…………我们猜想战斗快结束了。当晚上8:30听到我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我并不吃惊,尽管有点受打击。简直无法描述我听到这一消息时的感受。我只记得把一瓶上好的威士忌一饮而尽…………31

  印度陆军皇家炮兵军官D. A. S. 霍顿(D.A.S.Houghton)中校也记录了其所属部队听到这一消息时的反应:

  当我们被告知投降时,我的部下们十分恼怒并想继续战斗。一小队人在他们的指挥官的带领下自行携带步枪和弹药,开往船坞,企图作为建制部队开往苏门答腊(Sumatra)并在那里展开战斗。但我不得不跟上并告诉他们,对于大部队来说机会非常渺茫,并且指挥官希望我们全体人员在一起。32

  剑桥郡团2营的部队作战日志记载,甚至在投降当天,该部仍在“布线和加强防卫”,并且为应对敌人的空中行动而“抓住机会回击”。33

  新加坡投降的消息宣布后,最常见的反应是吃惊。这在参加新加坡包围战的各国部队的各级人员的日记中显而易见。令人不解的是,写日记的人虽然都记录了这些反应,但同时也记录了针对当时看起来一边倒的态势,他们继续战斗的努力是徒劳的。这种吃惊的起因可能部分由于他们真的且顽固地相信新加坡确实是英国宣传的那样的要塞,这一想法如此强烈,以致他们对明显相反的一手证据视而不见。从现有日记的证据来看,对他们困境的一个更普遍的误判看起来是新加坡守军对其绝望的军事态势并非不清楚。他们对发生奇迹、日军会被最终击败并不抱有任何现实希望,也没奢望会进行撤退,尽管撤退的想法有较近的敦刻尔克经验可吸取,并且对于澳大利亚军队来说还有加利波利远征这一更近的经验。炮兵下士佩里在评论事件的进展时并没抱任何幻想,他在2月15日写道:

  印度陆军准将E. W. 古德曼(E.W.Goodman)在描述2月15日敌对状态停止时认为,这是“70天最不光彩的战役的结束”。35古德曼准将的描述表明,对于此前数月里情况的不满是当时的感受,是得知投降后的一种明显的即时感受,而不是这些人在战后有时间回忆事件时所产生的感受。J. 理查德森(J. Richardson)中尉作出了类似的评论,并认为这是一次“可怕的投降!无条件投降:新加坡沦陷了”。

  2月15日,澳大利亚皇家工程兵部队的军士阿历克•霍奇森(Alec Hodgson)曾奉命带兵加入步兵战斗。他在2月16日写道:

  投降,并且在我狭窄的视野看来是一次耻辱的投降。很明显,而且我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耻辱。甚至当我正在努力集结部属抗击敌军时,昨晚7:30停火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直到大约10:30才得知,可能我们是最后知道的部队了…………真是令人作呕,丢脸。从未见到一个日军,从未发出一枪一弹,而且有成千上万像我们一样的人。37

  对于这些反应,明显要考虑的问题是:这是否是任何国家的败军的典型反应?答案涉及许多复杂因素,包括战术、宣传效果以及期望与实际战绩差距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新加坡投降被认为是一场重大灾难这一事实。

  尽管“英国军事史上最大灾难”已经等同于新加坡投降,但到什么程度,当代人并不清楚。澳大利亚帝国陆军第8信号师的基思•威尔逊(Keith Wilson)在其发表的樟宜投降描述中称,在无线电中听到过一些类似的说法。他记得,2月15日“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称,这是英国军队遭受的最大失败之一,甚至是比敦刻尔克更大的失败”。38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夸大了丢掉新加坡的影响,不是对于那些在伦敦的战争指挥者的影响,而是对于那些参战者,那些丢掉了“坚不可摧的要塞”的人的影响。这些考虑对于投降的盟军部队来说,在他们成为战俘并开始适应囚禁生活后仍然十分重要。

  采取在整个马来半岛进行短暂行动和撤退战斗的撤退方式是为了一种特殊战略,保留马来英国部队的完整性。对于那些大陆上的参战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进行某种方式的抵抗。即使当溃败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抵达新加坡岛并发现它远不是他们被军队本身和英国的宣传所误导而相信的要塞时,新加坡作为决战地点的适合性和必然性也并未衰减:只要有充分的准备,新加坡是个明显可防守的阵地,而且此时已无路可退。炮兵下士佩里了解这一情况并写道:

  在这场战争中我所做的看起来只是“逃离陆地”。如果没有海,我猜想,第88野战团早已在南极建立最后防线

  ABAD(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司令部最高司令——上将阿奇博尔德•韦弗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在2月初也曾表达过这一观点,他说:“我们现在抵达了一个我们不会被连续挫败、敌人也无法运用其出色机动性的地方。”40澳大利亚官方战争史学家莱昂内尔•威格莫尔(Lionel Wigmore)注意到,许多人亲眼看到新加坡的海军设施被摧毁时完全丧失了信心。摧毁行动是由英国人实施的,以防设施落入日军之手,并且威格莫尔相信这一做法进一步破坏了士气,因为“它首先消除了留在新加坡的理由”。41实际上,威格莫尔的评论尽管貌似可信,但实际上错误解读了包围战最后几天的态势。海军基地的摧毁只是确认了马来战争的高潮即将到来,而对于守军作出决定性结论的决心,它既不是毫无关系,也没有起破坏作用。

  新加坡的盟军部队并不缺少对于继续战斗的鼓励。坦率地说,这种鼓励来自充满感情和很有煽动性的语言。韦弗尔上将曾试图集结新加坡守军,他说:“我们与当初的英国远征军(BEF)有共同的想法,他们在伊普尔首战中就阻止了德军并拯救了欧洲。我们必须表现出我们有资格作为他们的继承者,通过阻止日军来拯救亚洲。”42后来,丘吉尔敦促新加坡守军继续战斗:“在这个战场上,一定不能考虑保存部队或减少人员损伤。战斗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到底…………指挥官和高级军官应与部队共存亡。大英帝国和英国军队的荣誉岌岌可危。”43

  同日,韦弗尔上将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宣称:“我们全体的作战荣誉岌岌可危,大英帝国的荣誉岌岌可危…………如果我们让新加坡这一我们曾经吹嘘的要塞落入低劣的敌军手中,将是多么令人羞愧…………绝对不要说投降,想都不要想。每支部队必须战斗到底。”44讽刺的是,对于韦弗尔当天“战斗到最后一人,最后一弹”这样的命令的反应总体上是无人理会。例如,理查德森中尉对此评论道:

  迪克逊(Dickson)上尉认为“韦弗尔当天的命令就是扯淡”。46炮兵下士佩里写道:

  相反,为在大陆上受到的羞辱回击日军,以牙还牙,才是最后鼓舞士气的最好方式。但因为缺少某种积极行动做到这一点,才使新加坡投降令参与者如此痛苦。

  当代的著作和日记等证据表明,对于当年的新加坡守军最重要的事是没有感到进行有意义的抵抗。对于参战人员来说,投降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以及他们对投降的最初反应是马来和新加坡丢掉了,只是因为这一点太明显了,而不是因为它们丢得如此决绝,不是因为丢给了低劣的日本人,尽管这些也显然是重要的事。相反,投降彻底摧毁了盟军尚存的采取挽救行动的任何机会。这里的区别并非在于胜负之间的两极对比,甚至也不在于胜利与投降,而是在于较不明显但重要性丝毫不差的失败与投降之间的区别。投降剥夺了为抵抗日军而付诸努力的机会。

  短短数月后,那些在新加坡被俘虏的人被迫签署保证,承诺不会企图逃跑。在与日本人的这些要求长期抗争的过程中,当时樟宜战俘营的英军高级军官霍尔姆斯(Holmes)中校对投降作了一个有趣的评论:

  尽管我们在新加坡岛的陆军被迫投降…………我们的部队已准备好战斗到最后,但是他们被命令放下武器,此外别无选择。48

  不管部队是否真的有战斗到底的真实渴望,但往深层次考察,大家对于司令部作出投降决定的不满,更多还是因为战斗的过程,而非战斗的结果。

  最终,关于投降与失败程度的这些复杂看法对于相关人员来说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首先,这些看法掩饰了指挥官在战役中的不佳表现,关于马来战争的常见故事就是依据这些素材来构想的。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承认如果新加坡岛没有被迫投降,也许还可以做些什么,这会使投降及其所确认的“灾难”更可被容忍。显然,马来驻军集体全心全意支持韦弗尔和丘吉尔所想象的那样的抵抗是不现实的,而且从上面引述的观点看来也能支持这一点。然而,韦弗尔和丘吉尔发布的此类命令,只是将期望的重担压给了守军,并强调最后一战确实将是新加坡战斗的高潮。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只是想以某种方式补偿在日本那里所遭受的羞辱,这可能才是他们真正想进行一场“大决战”的催化剂。

  “我整天在中巴鲁(Tiong Bahru)路的苦力区坐着,收拾完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沮丧地瞪着地面。对于我们来说这太丢人了…………”49

  投降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们不是被打败了,当我告诉四个战友时,他们差点要揍我。每个人开始都很愤怒——然后又解脱了。50

  他的经历和观点并非个例。尽管输了战斗,但至少意味着参战者能活得更久一些,他们在所参与的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他们所参与的到底是什么,还有待深入思考才能完全意识到。现在为这一事件命名的复杂任务开始了,首先要分清责任。即使当投降数月后,D. W. 吉利斯(D. W. Gillies)少校在他的日记中仍然吐露:

  新加坡投降的余波引发了寻求对这一灾难作出解释者和进行指责者之间无数的指控与反诉。然而,对于参战者来说,指责他人的想法也许被视为有双重意义。指责他人有助于减轻普遍的负罪感,同时往往也承载着展示日记作者所属部队效能的作用,这一点在其他关于战争全面的记载中展示得并不充分。甚至牧师钱伯斯,一名非战斗人员,都声称这场战斗并不是一场完全的单方事件,并且尽管“英国国旗被降到地上…………我要说一点,他们为这座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死伤人员成千上万,所以,不在那里的任何人都不要认为新加坡是被拱手让给了他们。”52

  我并不主张过多谈论这里发生的事——这一点可以保留——但你可以将此解读为我们并没有投降。如果我师能摆脱高层指挥而在这里表现出色,如果有任何预见能被同样的高层指挥官采纳,特别是如果这里的空军部队具有我们所知的本土皇家空军十分之一的勇气和能力,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53

  吉利斯在手写的日记中所谓的“我们”显然十分重要。这强化了这一概念:投降并不代表马来战争的全部,也不代表对马来陆军的最后评判。吉利斯少校的评论暗指,从个体参与层面来讲,作为战斗人员,可能被评判为既有胜任的表现,也取得了成功,尽管它被置于失败的大背景下。对于这些人来说,投降绝不是对他们个人表现的绝对评判。由于他们的这一看法,众多日记作者试图解决的就是这一误解。R. M. 霍纳尔(R. M. Horner)上尉,不幸的英国第18师成员,有其自己的理论:

  我确信,一旦我们显然无法抵抗日军,就决定让新加坡听天由命,但这引起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强烈抗议,为了面子,他们派来了增援部队(我师以及随行的印度部队)…………实际上,概括来说,我们被当作了牺牲品,来抚慰公众的观点。54

  鉴于英国在马来和新加坡行动上的组织混乱和计划不周,尽管这些说法也许看起来有一定的正确性,但也必须要在提出这些说法的背景下加以考虑。这些评论有助于将许多关于投降的指责由真正的参战者转嫁给不太具体的群体,让这一群体承担“真正的责任”。G. H. 肖兰德(G. H. Shorland)上校在投降一个月后回忆时,对于所发生的事如何分摊责任更加清楚了:

  一个月的时间看起来足以形成印象并因此对事件有一个合理的看法。一方面,时间和接下来的事情已使第一天的困惑和痛苦愈合。另一方面,这些事情往往很小,作为个体对于所有这些事情的反应,都淹没在对囚禁生活深深的厌倦之中…………2月15日夜的第一反应是感谢战争的喧嚣终于停止了,羞耻感以及关于这场灾难故事及其原因的争论和推理尚未开始。人们都太累了。他们没有争论,没有叹息,而是睡觉,把过去的错误、当前的羞耻和未来的危险都抛诸脑后。55

  第18师总指挥官M. B. 贝克威思-史密斯(M. B. Beckwith-Smith)少将,后来作为战俘死于台湾,他在投降当天对其部下传达了如下可被视为精神支撑的信息:

  没有哪个指挥官不想带领对于战斗有强烈的幸福感、对部队绝对忠诚的部下战斗。我的部下训练不足,装备缺乏,却要与气焰正盛的狡猾敌人战斗。我师被派去打一场已经输掉的战斗,此役之后,士气低落,士兵们的战斗意志被严重动摇。我师不得不忍受长期的艰苦,没有食物和补给。我师靠巨大的勇气和韧性战斗,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我知道每个人都能够并且愿意昂起头颅,因为知道自己是在昂起英国陆军的光荣传统。在我被授权在本土和海外指挥我师的这18个月里,我师执行了被赋予的各种不同和苛刻的任务,现在,我只能尽我所能,用我的余生以任何方式来帮助我师的军官、准尉、军士以及18师的所有人员。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并在我们最终取得胜利后把你们安全带回家,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已尽职尽责。56

  贝克威思-史密斯发表这一讲话的目的很清楚。他决心赞扬其部下的努力,同时告诉他们,事件发展的大方向已超出他们的掌控。通过这一做法,可以把施加给他们的指责程度变得温和,认为每个单独部队都尽了最大努力,而总体来说较少有人放弃,这一想法很普遍。贝克威思-史密斯的英军第18师,也就是曾在大陆作战的第53旅,1942年2月初才抵达新加坡。这些人至少比其他部队更有理由推卸责任。57

  除了计划不周,新加坡的战斗还被无数关于开小差和抢劫的传说所困扰。中尉阿拉斯泰尔•麦肯齐(Alastair Mackenzie)20世纪80年代在一本当代杂志的注释上写道:

  在2月10日这个周二,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和印度第44师的掉队人员经过我部之前,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参加战斗。马来人表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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