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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真如神”的毛主席是人不是神:遵义会议后指挥的第一仗便打

归档日期:06-22       文本归类:袋形阵地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标题:《情报失误导致土城战役最终失利》。最初刊载于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期刊——《党史博览》2014年的第7期:。《人民日报》的官网——“人民网”的广西频道,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国历史网”的“党史爱好者”频道都转载了该文,具体网页的地址分别是“”和“”

  1960年5月27日,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来华访问,受到的亲切接见。蒙哥马利说:“阁下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却摇摇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一生的‘得意之笔’。”一直以来,人们对的“得意之笔”津津乐道,争相传颂,但对之前发生的土城战役却少有提及。

  实际上,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红军打的第一个大仗,也是遵义会议确定在党内和红军实际领导地位,恢复军事指挥权后指挥的第一个战役。可以说,没有土城战役,就没有后来的“四渡赤水”,正是土城战役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但是,土城战役首战失利了。80多年过去了,总结这“一场败仗”的教训,原因是多方面的,情报失误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时任军委总部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对敌情判断失误原因作了这样的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发的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按照当时敌军的编制,一般是一个旅辖三个团,一个旅的兵力是一个团的三倍。一字之差,令战场力量对比瞬间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给红军带来了几乎全军覆没的危险。

  从1935年1月24日红五军团与川军郭勋祺部展开的梅溪阻击战开始,红军对战场敌情的掌握就出现了失误。1月27日5时30分,在朱德关于红军28日行动部署的命令中这样写道:“本十五日,我五军团先头营在梅溪与由温水开来敌约两个团兵力激战,经多次冲锋,均为我击退……判断进击梅溪之敌,恐系川敌廖泽所部……”而《四川南岸剿匪军总指挥部二十四年一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中记载:“二十二日午前九时,廖旅始将酒店垭、松坎之匪驱逐后,当即占领……该旅即以一营维持该地秩序,一营位置于松坎前方二十里之七镇溪,一营据松坎右翼三十里之箭头山……”“二十五日我郭指挥,在温水、吼滩一带,将伪第五军团(约万余人)击破,并已将匪截成数段……”由此可以得知,在梅溪与红军激战的应该是川敌郭勋祺部,而非廖泽部。廖部仅辖模范师第三旅,而郭勋祺和潘佐为同一预备队,辖教导师第三旅和独立第四旅,兵力远胜于廖部。郭部素有川军“模范师”的称号,战斗力在川军中首屈一指。

  中央红军进入土城后,中革军委立即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当周恩来介绍完当面敌情后,问道:“这一路川军,到底有多少人?”回答说:“据侦察报告,大约为四个团。”思考了一下,谨慎地说:“既然只有两个旅四个团,我们集中三五个军团打他一下,行吗?”即便是曾身为川军名将的也只能摇摇头说:“我离开川军多年,现在刘湘到底如何,我也不清楚。”

  土城战役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一渡赤水,进入了川南古蔺、叙永境内。后来,中共中央在云南威信县一个叫作扎西的地方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对红军进行了整编,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役失利的教训,他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们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仗。主要教训有三条: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是轻敌,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标题:《“四渡赤水”成功之因:地下党获取了国军的密码本》。转自凤凰卫视的官网——“凤凰网”“历史”频道中的这个网页: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3年7月2日(那一期)的第17、20版,作者:米艾尼,原标题:《黔中火种》——这是凤凰网上本来就有的对该文的最初出处的说明语

  1935年1月,长征之中的红军强渡乌江,攻占遵义。随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即“中国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

  就在遵义会议前后,当地一个名为“贵州革命九人工作委员会”的党组织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这个党组织并不在中国的组织序列,更非中央委派或发展,几乎可以说是自己冒出来的。

  自发组建的地下党组织得到了中央的确认,并被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委。这是红军长征过程中建立的惟一 一个省级党组织,其成员年龄均不超过30岁,任省委书记的林青年仅23岁。

  随后,林青宣布,从即日起,中共毕节党支部正式建立。三个20出头的年轻人,成了毕节的第一批中共党员,自发组建了党史上贵州的第一个党组织。

  林青、秦天真和缪正元,都出生在毕节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们的家世背景各不相同,人生道路原本大相径庭,却因缘际会,一同走上革命道路。

  毕节市党史研究室主任潘圣群向记者介绍:“林青原名李远方,他的父亲叫李吉安,是从四川来到毕节的挑夫。到毕节后,开了一家‘吉安旅社’,招待的人大多是到四川背盐巴的苦力,旅社收入非常微薄。”(楼主补充说明:百度百科“林青”词条说林青“1911年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县。13岁到一商号当学徒,15岁时因不堪老板虐待逃到重庆,此后考入西南美术专科学校。……1931年加入了中国。1935年7月19日,林青不幸被捕,……1935年9月11日敌人将林青押赴刑场。林青壮烈牺牲,年仅24岁”)

  秦天真在自传《风雨八十年》中介绍,他的家本是毕节一户人丁兴旺的大家庭,但父亲早年失业,全家的生计只靠母亲做针线活和推磨豆腐,度日艰难。

  贵阳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叶江华介绍,“九一八”事变后,贵阳各个学校在一些进步教师的指导下,由各校学生会联合组成贵州省学生抗日救国团。“贵阳一中集中了最优秀的一批学生和老师,秦天真是其中最惹人注目的人之一,他是抗日救国团的 团 。”

  长征途中,形势紧迫。刚刚产生的中共贵州省工委马上就领到了任务。李维汉告诉林青:中央将派一名叫杨涛的代表到贵阳,要贵州省工委负责护送转移去上海,一定确保安全。

  林青领了任务,急匆匆回到贵阳。他把护送杨涛的任务交给了秦天真,就转头返回遵义——那是中央委派他的驻地,作为中共遵义县委书记的他,以后将主要在那里开展工作。

  1935年2月的一天,设在贵阳地下党员夏之纲家的秘密联络点来了个三十多岁、知识分子模样的男子。

  按照李维汉和林青商定的接头暗号,秦天真和这名男子接上了头。来者就是中央委派的代表杨涛。

  杨涛和秦天真互相做了自我介绍,还没有谈到如何去上海,他先向秦天真交代了一项紧急任务:“党中央急需一份的、密电码、飞机联络的识别标志,你们设法拿到这些东西交给我。”

  随后,二人商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暗号,便匆匆分手。临别之时,杨涛忽然告诉秦天真说:“我名字叫潘汉年。”

  秦天真当时并不知道潘汉年是何许人也,只是觉得这位同志把真名告诉了自己,显然是对自己十分信任了。直到许多年后,秦天真才知道“潘汉年”这个名字在中共秘密工作中的分量。

  “实际上,中央是要派潘汉年到上海去找“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内容,所以潘汉年此行的重要性非同小可。但是潘汉年本人不懂贵州话,贵州的情况非常复杂,所以中央要求贵州省工委护送潘汉年去上海。”叶江华介绍。

  而潘汉年带给贵州省工委的紧急任务,正是当时中央急需的情报资料。叶江华说,遵义会议之前,红军的处境十分被动。这除了军事指挥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的飞机能实施空中侦察,红军的行程完全暴露在其监视之下,而红军不仅对敌人的情况不了解,甚至没有一份像样的地图。进入贵州之后,红军参谋部的行军指南竟然是中学的地理课本。

  秦天真马上行动起来。党中央急需的、军队密电码、飞机联络的识别标志等情报,对贵州省工委来说不是难事。这些都在他们发展的秘密党员黄大陆的掌握之中。

  1934年9月,黄大陆被重用,主持贵州全省的“剿匪”工作,他借机把缪正元、王树艺等人都安排到部队的电台等机要部门工作,以利于开展兵运。(楼主补充说明:百度百科“黄大陆”词条说黄大陆“1922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历任滇军、黔军参谋、旅参谋长、师参谋长。1934年加入中国。1936年在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1937年去延安学习,同年8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贵州负责党的秘密工作,……1941年1月19日,皖南事变刚发生不久,贵州省政府紧步蒋介石的后尘,秘密杀害了中国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努力营救的6名员,其中一位就是已被关押3年多、双脚瘫痪、曾是少将、入狱前为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的黄大陆。1938年被顽固派逮捕,后在贵阳被秘密杀害”)

  秦天真赶到黄大陆部队的驻地,找旅店住下。安全起见,他并没有直接联系黄大陆,而是找到了缪正元和邓止戈,向他们传达了中央交办的紧急任务。

  缪正元因为当过电报局实习生,被黄大陆安排在了自己部队的电台工作。他随便找个理由,就堂而皇之地借到了密码本,连夜抄了一份,也交给了邓止戈。

  第二天一早,秦天真就拿到了中央急需的全部情报。秦天真在回忆录中说,“我是第一次看到密电码,才知道‘新生活’是蒋介石的秘密电讯代号”。

  他把这些东西捆好,外面用废纸包上几层,然后穿上长衫,手提雨伞,昼夜兼程地赶回贵阳。

  “潘汉年把电报密码本等文件迅速递交给红军,使红军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了如指掌,巧妙地穿插于蒋介石各路大军的夹缝之中,避免了敌机的侦察轰炸、扫射。在与滇军反方向平行行动时,当滇军入黔,红军也到了云南。让蒋介石的几十万人成了瞎子、聋子。”叶江华说。(滇军就是云南军,“黔”则是贵州省的简称。——楼主附注)

  遵义会议后,红军主力强渡金沙江,实现了北上的战略意图。中央军吴奇伟部尾随进入贵州追剿红军,黔军一师何知重部奉命阻击红军,然而中央军和黔军矛盾重重。

  黄大陆在黔军上层做了大量工作,以保存实力为理由建议一师尽量避开,不要和红军交火。

  “红军长征中著名的战役四渡赤水,之所以能打得这么漂亮,和省工委冒着极大风险拿到的电报密码本和地图,以及黄大陆在黔军上层所做的大量工作有直接关系。”叶江华说。

  秦天真找到地下党员高言志,给潘汉年准备了一辆专车。潘汉年后来到上海后化身“小开”,经常以一个富家公子的形象示人。在那个年代的贵州能坐专车,非富即贵,能够避免军警宪特的怀疑。潘汉年“小开”的形象也许就与这辆专车有关。

  标题:《中共高级卧底赵炜:一道假命令改变了东北战局》。最初刊载于《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名叫《国家人文历史》的杂志。“人民网”“文史”频道中的这个网页刊登了该文:

  赵炜,1919 年农历九月二十四出生,河北文安县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校)十六期,是杜聿明和陈诚掌管东北军政时期,潜伏在他们身边的中共高级卧底。他作为少校作战参谋主管东北军司令部的机密室,并负责标示军的东北各区的兵力配置和团以上兵力驻地表。他与李克农手下大将“石坚”单线联系,是中共中央安插在军东北司令部当中的一张王牌,代号902。赵炜送出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他是中共获得第四次辽南战役胜利的大功臣,在四平战役中也出力甚大。

  他潜伏在军东北保安司令部的这个阶段正是军和东北民主联军相持阶段的最后一个时期,是国共东北战局的转折点。赵炜的情报和一道假命令直接导致了13军的89师和54师的162团被歼灭,使得军剩下的进攻部队纷纷逃窜,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一举收复大片失地,直接扭转了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地区的不利战局,军在东北全面转入防御。本文作者康狄2011年至2013年期间对赵老进行了多次采访,依据采访录音和赵老提供的材料整理出此文以飨读者。

  由于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我很早就走出家门,外出当学徒,为了生计,我进入了黄埔军校桂林分校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当学员。……(中略)

  毕业后,我作为少尉见习官,被分到了第五战区的汤恩伯部的第31 集团军下属的13 军独立团机枪连训练新兵。……

  朱建国在五战区管参谋处绥靖组,这个绥靖组是专门对付的。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对还是有防范的,朱建国的绥靖组缴获了很多中共印制的宣传小册子,有什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论联合政府》等。我闲得无聊,就看看这些书。朱建国下班回来后,我常常和他聊时局,聊人生。当时我还不知道,朱建国已经接受了中共的主张了。朱建国看中共的书看多了,就信服了中共的宣传和理论。这段时间,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也寄望于了。

  抗战胜利后,我从第五战区日侨战俘管理处转到东北保安司令部当少校参谋。我从上海取道天津赶赴东北。在天津我见到了在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当作战参谋的朱建国。长谈之后,我决定为中共做情报工作。朱建国让我到北平见中共的情报员。

  与“石坚”见面三次后,我成为了中共地下情报员,虽然当时我还没有入党。“石坚”上报李克农,李克农批准我为代号“902”的情报员。

  1947年3月初,“石坚”派地下党员袁泽到沈阳与我取得了联系。此时,我已成为东北保安司令部机密室的主管少校参谋。当时东北保安司令部占据了沈阳繁华的商业街太原街西头的一座五层楼的建筑。我在二楼办公,宿舍在三楼。为了防止沈阳公安局晚上查户口,我把袁泽带到了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宿舍里过夜。警察是进不了东北保安司令部宿舍进行搜查的。

  我除了主管机密室,还负责标示军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办公室里的东北作战态势图。我每天要在地图上标明中共和军的占领区域——用大头针和蓝色、红色的闪光纸做成小旗子(蓝色的小旗子代表军团以上的部队,红色的代表中共军队团以上的部队),把这些小旗子插到东北地图上,整个的东北军事态势便一目了然。

  我还负责编订军团以上兵力的驻地表,每个月要编一本,上面有军团以上主官的姓名、代号、番号、驻地等。我打电话要某个部队的时候,不说部队的番号,只说代号,代号是使用数字表示的,有些时候会更换。这是军保密的需要。该兵力驻地表由我每月印发给长官部各处室及空军、兵站总监部及其所属师以上部队,属于绝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军的军级部队的番号——新1军、新6军、13军、52军、53军,60军、71军、93军。

  袁泽回去一个月后,“石坚”就派沈秉权和吕淑兰夫妇在离我办公地点不远的地方设立电台。我每个月偷偷带一册兵力配备表出来,交给他们,让他们发给中共中央情报部。此时,杜聿明已经向军参加这次战役的各军师,下达了集结地及进攻地点、时间的命令。我将军的作战计划全部详细写出,交给沈秉权发往陕北。我不仅将作战计划报告中共中央情报部,还用一则假命令,灭掉了军13军大部。

  13军接到杜聿明的命令后,立即迅速从赤峰将其89 师和54 师调至沈阳。我为了摸清这两个师到达沈阳及出发的时间,以看望同学为名,在沈阳南站上了13军司令部的列车。

  在那里,我找到了在该军司令部任参谋的同学,畅叙阔别之情。我俩谈得正欢的时候,13 军军长石觉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声责问我道:“你是什么人?谁让你到车上来的?”我立即立正向他行礼,说:“报告军长,我是司令长官部的参谋,到车上看望久别的同学。”石觉厉声吼叫:“快给我下去!”他这种粗暴行为,使我和我的同学都十分尴尬,但毕竟他是个中将军长,我们都是小小少校参谋,不得不忍气吞声,由他大声怒斥。

  下火车时,同学也不敢送我。回到司令部参谋处我立即起草一道命令:“急电,石军长:你军车运至清原后火速急行军至新滨三源浦,迅速进入阵地,进行强攻,占领兰山制高点,不得有误!”因为我大致了解,在兰山脚下,我民主联军已布置好袋形阵地,正等待13 军钻口袋呢!兰山地势险要,三面均为高山,呈凹字形,只要进山仰攻,必被全部歼灭。该命令经作战科长、参谋处长签字,参谋长赵家骧“画行”,签名,迅速发电13军。所谓“画行”即批准的意思。该军到达清原后,立即以急行军速度向新宾、三源浦进发,进入我兰山阵地后,进行强攻。他们正好钻进我军布置好的“口袋”之中。89 师及54 师162团被歼灭。13军遭到重创后,其残部、北路南路部队纷纷逃窜。

  没想到,我的这则命令直接导致了军整个战役的彻底失败。这场战斗在全东北战场上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标志着杜聿明“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战略的失败,军不得不从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守,东北民主联军则取得了战略主动。

  蒋介石大骂杜聿明指挥不力。杜聿明挨了顿臭骂,心里很恼怒,就回司令部查看是谁下达了这条命令。后来发现是我起草的作战命令。不过,我一点事情也没有,因为命令的电文稿上有作战科长、参谋处长、参谋长的签字。我作为作战参谋,作战命令是其基本业务。有这么多人的签字,也不好搞清楚,到底是谁的主意。杜聿明就在电文稿上写下了“该参应予申斥”六个字,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标题:《“解放战争”时在指挥上三次失误 其中两次是被粟裕纠正的》。最初刊载于中央文献出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书——《说不尽的》。《内蒙古日报》社主办的另一份报纸《北方新报》2013年3月26日的那一期,与凤凰网的“历史”频道都转载了该文,具体网页的地址分别是“”和“”。现将《北方新报》刊登的该文的“缩写版”贴在下面(篇幅较长的“完整版”见凤凰网转载的版本):

  指挥过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斗,是不是百战百胜呢?其实不然,在内战中,有3次失误:

  第一次失误是1946年初,在对形势是向战争还是向和平过渡的判断上,过于乐观,对和平肯定过多。

  在去重庆谈判前,曾一再说道,如果与蒋介石的和平谈判不能成功的话,美英苏可能出来干涉,干涉后还可能出现和平。过去直接同美国打交道的次数不多,况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美英和苏联总体上还是合作的。因此,觉得经过美英苏三国的共同努力,是可以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

  此外,该失误还表现在决策上,比如部队复员多了些。1946年1月,国共达成停战,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5项决议;2月25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双方军队整编方案;3月6日,提出部队分两期复员,第一期复员1/3,第二期再复员1/3。当时解放军共有130多万人,两期复员,就只剩下40多万。因此,晋察冀区在解放战争时期不够得力。

  第二次失误就是内战爆发后,从力争打胜仗以争取和平的观点出发,布置了南线和北线作战,这是一个不太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作战计划。

  南线计划,通常被称为三军进击津浦路,即晋冀鲁豫、山东、华北3支部队在津浦路两侧作战,第一个阶段以山东野战军打徐州到蚌埠之间;晋冀鲁豫野战军打陇海路的开封到徐州段;华中野战军打蚌埠到浦口之间,然后再视情况晋野、山野出到淮河以南作战。这个计划是进攻性质的,但当时三军的力量还不足以打到外线去。

  南线计划制定后,粟裕说,根据他手上的兵力,到淮南作战(蚌埠到浦口段东西地区)有困难。所以他建议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出击津浦路时,华中野战军第一步先在苏中打,第二步再转战淮南。听到这个建议后,告诉陈毅,你们先停一停。

  后来,说,我们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在政治上更主动,同时还可以看出敌人的弱点。因此对粟裕说,你们就在苏中打,苏中打了胜仗,对其他地区作战配合作用很大,其他计划先不考虑。到了这时,已经有了哪里能打胜仗就在哪里打的想法。

  1946年7、8月份的苏中七战七捷更使认识到实行积极防御的利处。10月1日,起草的《三个月总结》中明确指出:过去三个月,已歼敌25个旅,今后要继续按照现在的办法打下去,歼灭敌人第二个25个旅,“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

  1947年7月至9月,刘邓、陈谢、陈粟3路大军挺进中原到10月全面展开,使蒋介石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到了中原,中原出现了僵持局面。为了打破这种局面,要求粟裕准备带领3个纵队渡江开辟新的战场。

  1948年4月18日,粟裕慎重考虑后建议中央暂时还是留在中原地区打仗。因为这时根据地已逐渐巩固,并开始打一些中等规模的战役。所以,接到电报后,要粟裕和陈毅再研究一次。5月初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了粟裕的意见,放弃了原先下江南开辟新战场的计划。

  当时,想让粟裕南下深入蒋管区的计划是不完全符合当时实际的。第一,江南多水网地区和山区,不像在中原地区那么容易活动;第二,中原地区已经由我军经营了几个月,逐渐具备了打大仗的条件,江南则没有;第三,中原作战可以依托后方的支援,江南则远离后方,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发动群众、经营地方的过程;第四,原来中原战场蒋军的有些精锐部队到江南后因受装备限制,发挥不了作用,因此不一定会跟着到江南。不过,幸好及时纠正,这次失误并未造成大的损失。

  楼主总结:这第4篇文章的完整版对“解放战争”中的三次失误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和分析,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看该文的完整版。总之,是人,不是神。只有用“唯心主义”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的人才会把看作是神,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不会认为是“神仙下凡”,他是一个从来不会犯错,完美无缺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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