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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梦想: 科技新仰韶、国家大遗址、丝路大文创、世界大文旅

归档日期:09-14       文本归类:袋形阵地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今年以来,笔者受渑池县委杨跃民书记邀约,先后在9月、11月两次调研仰韶文化,考察仰韶文化发生地——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县域旅游经济,多次在当地、在陕西、在北京与仰韶文化相关的研究专家进行研讨,总结起来,感触颇深、感受颇多。利用闲暇时间笔书出来,能够为仰韶文化未来提供一种思想者的价值,乃笔者之期待。

  中信出版社2014年翻译出版的图书:《创新自信力: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创意课》(以下简称《创新自信力》),讲述了如何释放、培养和提升创造力。在《创新自信力》中,作者提醒我们,人人都不乏灵感与见识,并阐述了创新是一种思维倾向、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另辟蹊径寻找解决方案的积极策略。作者解释说,创意和创新能力如同肌肉,越用越强劲。

  无独有偶,也是在斯坦福大学,东亚考古学刘莉教授以仰韶文化研究并延伸专著《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与《中国考古学》等,成为斯坦福大学中国考古学的主讲教授,有力提升了中国考古学在世界的影响力。更有价值的是其导师张光直教授以仰韶文化引领的聚落考古与当代文化人类学及考古学的理论以及方法应用在中国考古学领域的学术贡献,1979年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0年获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并且在世界知名学府哈佛大学创立了中国考古学专业,使哈佛大学成为西方学习中国考古学的中心,成为仰韶文化国际传播与学术教育的世界践行者。

  今天,创新和创意已被公认为县域经济与商业成功的驱动力,也是县域经济领导人物身上最可贵的素质之一。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在2018年12月4日发布《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8)》,报告认为:中国县域发展总体处在工业化后期,创新成为县域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支撑;县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驱动,内生需求增长动力不足;县域的资本吸附能力弱,盘活金融渠道,推动资本与实体经济联动发展;县域的消费需求旺盛,生活性服务业亟待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开展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创建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县、农业现代化科技示范县、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县。除此之外,国务院《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环境显著改善,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明显增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更加浓厚,形成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为我国建成创新型国家奠定基础。以上诸点都为渑池县借助仰韶文化成为县域经济内生动力提供了“渑池创新自信力”,为渑池依托仰韶文化对话国内国际发展县域经济做关键支撑。

  仰韶村遗址被发现后,先后经过1921年、1951年、1980年共三次发掘,其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等,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1957年1月,仰韶村文化遗址被公布为渑池县文物古迹保护单位。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仰韶村文化遗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仰韶村遗址成为中外史学界、考古界向往的“文化圣地”。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作为20世纪中国考古100件大事之一,列入河南十大考古发现之中。

  1)第一次发掘:1921年10月27日开始发掘,12月1日结束。发掘由安特生和地质学者袁复礼主持,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陈德广、白万玉等5人参与,加拿大骨骼研究专家步达生博士和奥地利生物学名誉技师师丹斯基博士也参与了后期工作。发掘者在暴露灰层及遗物较多的东西沟和路沟断崖处开发掘点,沿着这些冲沟发掘了17个地点。由于当时已是冬季,为赶时间,在工地上搭了帆布篷,点着汽灯、马灯,夜以继日工作。遗址的发掘收获相当丰富,发现大量的文化堆灰层和袋形灰坑,获得了一批磨制石器、骨器、蚌器和大量陶器。这些器物分装为11箱,用火车运送到北京。以后,又经中国政府同意,将部分器物运到瑞典,建立了远东古物博物馆。刚从美国归来的学者袁复礼在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不仅对遗址进行全面测量(按照1:2000和5厘米等高线绘制了仰韶村遗址地形图和仰韶村南部等高线图——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幅等高线图),还负担和当局的交涉工作。发掘仰韶村遗址的同时,安特生等还在仰韶村西边的不召寨村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并发掘了杨河村、西庄村等史前遗址。

  安特生对仰韶村遗址的调查发掘及其研究资料,经过系统整理,撰写了《中华远古之文化》,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片面结论,成为关于仰韶村遗址的最初报道,是仰韶村文化遗址的发掘简报,后由袁复礼译成中文。安特生后来又在《河南史前史研究》中,对发掘工作有一些补充说明。

  2)第二次发掘:1951年6月28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调查团夏鼐、安志敏等4名专家学者到渑池县对仰韶村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从7月2日开始,开挖了一条探沟(20×2米)和一个灰坑,切到了安特生当年所发掘的旧探沟,发现有排型稠密的墓葬9座,出土仰韶红底黑彩和深红彩的罐、碗,小口尖底红陶瓶,灰褐夹沙陶鼎等。同时,在遗址内还发现了龙山式的磨光黑陶、压印方格纹灰陶、篮纹陶、灰绳纹鬲、带流陶杯等,文物资料丰富。从地层关系来看,墓葬是在遗址废弃后才埋进去的,无随葬品。地层中所含陶片有明显冲刷痕迹。同时,又在断崖发掘了10个灰坑,坑壁用草泥土涂抹平整,其中的陶片具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的因素。在二次发掘中,还对仰韶村附近的下召寨、下城头和羊河村等文化遗址进行了调查。

  第二次发掘后,提出了遗址存在着“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的看法。后来研究表明,这个提法也是不正确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不同的文化类型,两者是上下承接关系,但不存在两种文化的混合类型。

  3)第三次发掘:1980年10~11月和1981年3~4月,为探寻仰韶人的居住和生活状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先后派赵会军、丁清贤等带队,分成两批,先后有4名考古工作者参加,在渑池文化馆的配合下,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掘是在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台地展开的,其主体工程在路东的建房区。共开挖探方4个、探沟4条,发掘面积共200余平方米。发现房基4处,窖穴41个,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613件。

  第三次发掘,基本弄清了仰韶村文化遗址属于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发现了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根据文化堆积层和出土器物等的特征,发掘者将仰韶村遗址分为八层、四期:一期文化陶器以红陶为主,灰陶较少,陶器纹饰主要是线纹、弦纹和划纹,种类有小口扁底釜、盆形灶、大口罐、深腹罐、折腹碗、平底敞口碗、敛口钵、器盖等,属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二期文化遗存不多,多碎片,红陶数量减少,灰陶增多,彩绘颜色黑彩少、红彩多,花纹较简单,主要器物有圈足鬲、彩陶罐、小口尖底瓶和碗钵等,新出现了陶鼎、陶豆,属于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地区仰韶文化的晚期遗存,属西王村类型;第三期文化,陶器灰陶增多,红陶少,器物类型大致同二期,主要纹饰为横篮纹、堆纹,出现了方格纹,属于龙山文化的庙底沟二期类型;第四期文化,陶器以砂质灰陶居多,灰陶和黑陶次之,造型规整,陶胎薄,火候高,轮制器物多,纹饰以绳纹为主,陶器中新出现了鬲、深腹镂空盆等新的器形,属于龙山文化的三里桥类型。

  仰韶村遗址经过三次发掘,获得资料的证明:遗址包涵了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它们的关系是承上启下,相互衔接的。至此,仰韶村遗址内涵得到了准确结论。

  1)1921~1931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调查发现阶段。这一时期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时期。作为仰韶文化开始发现和初步研究时期,中外学者在田野调查和发掘中,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为后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出现了一些弯路和失误。在工作中人力和经费有国外的成分参与。安特生对仰韶文化性质的判定,即对中国石器时代的确立,其研究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这是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大贡献。但安特生受时代局限,提出了仰韶彩陶西来说的假说,从而得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错误结论。

  2)1931~1937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形成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在黄河流域东西部二元对立学说,梁思永的论文《小屯龙山与仰韶》成为这一学说的代表作,这个完整的学说体系被中国学术界广泛接受,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豫西庙底沟遗址发掘后,认识到其错误,才逐渐被人们所摒弃。

  3)1937~1949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缓慢进展阶段。1937年,爆发日本侵华战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考古机构南迁,考古发掘活动衰落。1945年后的国内战争,也对考古研究带来了一定影响,田野考古基本停顿。这一时期的仰韶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主要集中在陕甘青地区。

  5)1971~2000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阶段。这一阶段内全国普查出仰韶文化遗址5013处,发掘遗址144处,重点遗址有姜寨遗址、史家遗址、大河村遗址、下王岗遗址、大地湾遗址、西山遗址、八里岗遗址、零口遗址等。仰韶文化作为发现遗址最多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出土了丰富的发掘资料,为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仰韶文化的研究,不论是综合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1)第一次宣告了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新时代文化遗存。证实了中国在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破除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谬论,仰韶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及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2)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史的第一页,从而使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扩展到旧石器时代及铜器时代,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新纪元,为后来发现并被命名的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奠定了规范化基础,起到了先河作用。

  3)为考古学工作创立了许多优良传统。开创了在考古中运用地质学的传统,注重了对地质、地形、地貌及环境研究,引用了地质学的测绘手段。注重了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运用,用了类型学来确定遗存的时间和空间的理论方法。提倡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方法,在仰韶村考古中首次引人了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科的成果,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传统。

  4)仰韶文化研究对于研究中华文明史有重大意义。中国的传说时代,史书记载有炎帝、黄帝、颛顼、帝喾等部族,但由于疑古,中华文明史源头仍不清晰。随着仰韶文化遗址的多处发现,地下遗存验证了史书记载的正确性。因此,仰韶文化研究对于重建古史、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意义重大。夏商周断代工程理清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使中国历史再向前推1000年,这1000年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仰韶文化时期。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华夏族最早起源的就在黄河流域,研究仰韶文化对于研究中华民族起源或者说研究中华民族少年时代概况具有重要意义。

  5)仰韶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对世界的贡献。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前,世界学术界都持“中国文化西来说”,通过仰韶文化的发掘研究,改变了学术界这一错误认识,“中国文化源生说”得到了举世公认,改写了世界历史。

  1)仰韶文化影响考古学的发展。发现仰韶文化之前,中国还没有考古学,仰韶文化的发现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考古学研究主要依靠遗址的发现,而发现仰韶文化遗址点之众多,远远超过其他文化遗址点的发现量,仰韶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必将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影响世界考古学的发展。

  2)仰韶文化影响中国历史的研究。仰韶文化虽然不能代替中华文明起源史,“却是中国国家起源史和中华民族起源史这座大厦中的一根擎梁柱”(苏秉琦语),因此,仰韶文化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仰韶文化和此后在黄河流域兴起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一脉相承,仰韶文化的研究必将推动和影响中国历史的研究。

  3)仰韶文化影响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使世界认识中国有自己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上承旧石器文化、下接龙山文化,使中国石器时代有了大致轨迹,也加深了世界对中国是文明古国的认识。

  科技的综合应用,已成为当下的趋势。科技考古,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门学科,是应用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开展考古学研究。仰韶村遗址是中外史学界、考古界向往的“文化圣地”。渑池可与全国、全球大学的考古专业专业合作,在渑池全域做科技考古研究与创业基地布局。比如,从碳—14测定年代、确定考古学文化类型的绝对年代拓展到研究古人生存的自然环境,认识当时的地貌水文、动植物资源,探讨古人是在怎么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发展的;再拓展到认识人的骨骼形态特征、体质状况和食物结构,探讨人类自身和社会的发展过程;再进一步拓展到认识古人的生业状况、把握其由采集狩猎到农耕饲养的发展过程,认识石器、陶器、金属器的质地和制作工艺,研究手工业的发展状况,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等等。通过这些科技考古的研究与体验,场景设计与可以还原模拟,开始讲述一个一个生动的仰韶文化发生、发展、延伸、延续的情景故事,极大地丰富了考古家与考古爱好者对仰韶文化的实证性认识,也把国内国际游客对仰韶文化的体验感与观赏感不断推向深入。

  1)利用2018年国务院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文化、文物、旅游创新整合成为中国国家文化与旅游部的契机,创新性的规划、研发、建设、运营“仰韶文化国家大遗址公园”,探索文物保护利用、文化创意传播、旅游体验消费的国家模式。构建文物、文化、旅游的一体化、立体式、目的地体验消费经济体系。并且实现村镇联建仰韶文化国家人文旅游示范基地,成为全域旅游国家战略、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精准扶贫国家战略的多方位试验与实践地。

  2)利用10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这个全面加强新时代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既强调文物保护,也注重文物合理利用。“更好让文物活起来”,要做好文物合理利用这篇大文章,不仅要在政策、机制上有所突破,而且要在管理、实践中有所创新。将在四个方面加大力度、做好工作,推动解决一些文物领域长期没能解决或者不易解决的难题。这其中精神都与仰韶文化保护与利用相关,即实施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计划,广泛传播文物蕴含的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更好诠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汇聚中国力量。其次是落实落细社会参与的相关改革举措和配套政策,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利用的方式和管理模式,同时鼓励支持各地对文物合理利用进行差别化探索与实践,释放社会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新潜力新动能。第三是着力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国家文物局会重点推动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与利用。革命文物集中连片区域多为贫困地区,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将加大保护利用投入,借鉴赣南地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好的做法和成功经验,通过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助力革命老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四是要着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开展文物外展精品工程,打造文物外交品牌;依托国家海外文化阵地和国外文物机构,搭建多层次、机制性的文物交流合作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3)开发应用仰韶文化奉献国家与世界的多类型体验旅游项目产品。比如研学类的博物馆、遗址模拟体验、仰韶文化研学营地、仰韶国际论坛、仰韶文化考古家沙龙等;比如旅游类的仰韶景区、仰韶文化演艺、沉浸式情景剧场等;比如产业园类的仰韶酒产业园、仰韶彩陶产业园、仰韶文创产业园等,比如旅居康养类的仰韶文化商街、仰韶文化聚落、仰韶文旅小镇、仰韶乡村民宿等。

  渑池县区位优势独特,是丝绸之路中线和中心线核心城市的重要文化连接点。渑池县域所包含的仰韶文化与清明上河图、洛阳牡丹、西安兵马俑也正是丝绸之路中国段的标志性文化;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正是丝绸之路的中线和中心线城市。仰韶文化的复兴和发扬对于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按照国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战略与城市布局,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实施计划,渑池县主动对接先行先试国家政策,联动郑州、洛阳、西安丝路城市的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机遇,在郑州、洛阳与西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合作建立:仰韶文化的人才交流平台,为主题化国际人才提供“全链条”服务,如场地申请、项目资金申报、跨国融资等;仰韶文化主题商品国际化经营,在自贸区发展商品的跨境电子商务;仰韶文化主题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等。

  世界文化旅游的重要依托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有重要地位的文化遗产遗址的旅游考察活动,渑池县可以依托仰韶文化的发现地优势,申请成为中国对话世界、世界联动中国文化交流活动的主办地、承办地、交流地、体验地城市。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冯骥才就提出:希望中国也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确定一个“文化遗产日”。而在2004年和2005年的两会上,冯骥才又提出这一建议,并提交了《关于建议国家设立文化遗产日的提案》。2005年7月,郑孝燮等 11名专家学者联名致信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倡议中国设立“文化遗产日”。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每一年选择一个主题,推进文化遗址遗产的主题活动。比如2006年“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2007年“保护文化遗产,构建和谐社会”;2008年“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保护成果人人共享”;2009年“保护文化遗产、促进科学发展”;2010年“文化遗产 在我身边”;“非遗保护,人人参与”;2011年“文化遗产与美好生活;2012年“文化遗产与文化繁荣”;2013年主题是:“文化遗产与全面小康”;2014年主题是“文化遗产活起来”;2015年“保护成果全民共享”;2016年“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2017年“文化遗产与一带一路”;2018年“多彩非遗,美好生活”。

  这里演绎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联合国大会随即在其57/249号决议中欢迎这一宣言,还欢迎其所附的执行宣言的《行动计划》的要点,并宣布5月21日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该节日的宗旨为“为多样性和包容做一件事”。文化是发展政策的核心,构成了世界未来至关重要的投资和文化多样性原则成功进行全球化进程的先决条件。其目的是,一方面,将其纳入文化发展政策,使他们与教育、科学、通讯、卫生、环境或文化旅游相关联;另一方面,通过创造性行来支持文化发展。通过这种方式对减缓贫困作出贡献,文化在社会凝聚力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作用。

  2016年11月30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以教基一〔2016〕8号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该《意见》分重要意义、工作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组织保障5部分。主要任务是: 一是贯彻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重要举措。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明确提出要“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积极开展研学旅行”。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再次提出要“支持研学旅行发展”。

  开展研学旅行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途径。研学旅行遵循了教育规律,把学习与旅行实践相结合,把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有效衔接,强调学思结合,突出知行统一,让学生在研学旅行中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身心健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三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研学旅行依托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红色教育资源和综合实践基地等,让广大中小学生在研学旅行中实地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感受中华传统美德,感受革命光荣历史,感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激发学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之情,增强对坚定“四个自信”的理解与认同,是加强中小学德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4)渑池县要申请建立“中国考古学论坛与世界田野考古技术应用” 联盟所在地

  仰韶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成为中国考古学的真正起点,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开始诞生——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考古学的产生有长远的渊源,但到近代才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至今200年,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仰韶文化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才在中国出现。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方法论。它包含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等分支,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化的发现渊源于“仰韶文化之父”瑞典人约翰·古纳·安特,而其作为仰韶文化发掘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成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就仰韶文化的发现发掘,以及考古学术的实地应用,1921年 9月4日,安特生给他的热心支持者、当时的王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夫写了一封非常有意味的私人信件,力劝他访问中国,并参加中国的考古发掘,以支持从事田野工作的中国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向轻视田野工作的旧传统挑战。王太子在5年之后的1926年终于来到中国,正如安特生所希望的那样,访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事实上,安特生不仅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还带来了比过去广阔得多的视野。1923年 6月21日,安特生的考察团到达兰州市。安特生首先研究了黄河沿岸的地质,他对黄河上用牦牛皮和羊皮制作的皮筏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以后这些皮筏子成了安特生搬运文物的工具。同年六七月份,安特生一行继续西行,并在西宁附近的十里堡开始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1923年9月,安特生的助手发现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朱家寨遗址,这是仰韶文化时期一处丰富的聚落遗址。1924年 五六月间,安特生的考察团在辛店遗址开始发掘,同时发现半山地区的遗址,以及齐家坪遗址和寺洼山遗址……没有安特生,仰韶文化也许至今还是一个深埋地下的谜团。

  仰韶文化的发掘标志着世界田野考古技术的中国应用开始——田野考古首先是从欧洲萌芽和产生的,起初,人们以寻找古典时代的精美的艺术品为开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曾经掀起“寻宝式”田野考古的热潮,但是,缺乏科学的操作方法。到了18世纪末,美国的托马斯·杰弗逊发掘土丘遗址,提出层层叠压的骨架,下层比上层早的观点,已具有地层学的初步概念。19世纪,德国考古学家舍利曼按地层学原理发掘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古城,田野考古学开始形成。20世纪上半叶,随着田野发掘科学方法日臻完善,一些探讨田野考古学的著作相继问世。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渗透到田野考古当中,进一步推动了田野考古学发展。

  世界田野考古技术在我国的应用工作,始于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安特生在在仰韶村发掘中,使用手铲、毛刷、铁钩、皮尺、卷尺等由美国带来的发掘工具,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考古工具,后来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发掘仍主要使用的传统工具。采用的开挖探沟了解地层的方法,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当为首次,至今仍在沿用。由我国考古学家自己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则始于1926年,李济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不过,安特生和李济都是按水平地层发掘的,直到1931年,梁思永先生主持安阳殷墟发掘,提出著名的安阳三叠层理论,使我国考古地层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20世纪40年代,苏秉琦先生对陕西宝鸡斗鸡台沟东区的周秦墓进行类型学研究,为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不久,夏鼐先生首讲“田野考古方法”课程,对田野考古进行系统总结。自20世纪70年代起直到80年代,苏秉琦先生逐步完善他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对全国的考古类型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田野考古越来越注意同相关学科的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和研究内容已经深入到田野考古中的各个环节,为田野考古学带来了勃勃生机。田野考古的主要内容包括野外调查、田野发掘、室内整理和编写田野发掘报告。一是田野调查,基本方法有:徒步调查、钻探和采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考古探查。徒步调查时应注意田间、坟头、取土坑等暴露的遗迹和遗物。钻探调查是中国行之有效的调查方式,特别适合对古代墓地的调查。此外,从空中观察地上遗迹的阴影和植物的高矮,判断地面遗存的轮廓和形状,运用物理仪器检测地下物理性质的反常现象,判断地下埋藏较浅的遗存走向及形状,也不失为便捷的调查手段。二是田野发掘,是田野考古最重要和最常见的基本方法。发掘之前,要根据发掘目的与相关学科的工作人员一道设计技术路线,使学术目的明确、方案切实可行。最常见的田野发掘有遗址发掘和墓葬发掘两大类。遗址的具体发掘方法为“探方”法,即把发掘区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探方”,探方内的土层以土质(松、软、硬),土色(各种颜色)和结构(含沙量等)划分为不同的文化层,按照先上后下的顺序依次发掘。探方中每层下出现的各类遗迹如灰坑、房基、窖穴、道路等,按照从晚到早的原则逐一清理。发掘时对各种遗物如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石头、人类遗骸和动物骨骼以及测年的木炭样品等都要收集。墓葬发掘,首先确认墓葬被埋在哪层土层之下,弄清墓葬的形制、结构,仔细清理葬具、尸骨和随葬品。三是室内整理,是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对获取的实物资料进行分类、修复和统计及初步研究的过程。其中,最注重的是对遗物的类型学研究。按照类型学原理,对遗存进行详细分类和形制演变的研究,判断各单位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四是编写田野考古报告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结束之后,以简报或专业报告的形式报告田野工作成果。其中,简报是对田野工作的简略介绍,正式发掘报告则是对调查或发掘工作的忠实、全面的报导。

  仰韶文化的发掘引领中国田野考古工具形成知识产权并且产业化发展——常见的工具有皮尺、罗盘、水平仪、垂球、标杆、塔尺等,还有小平板测绘仪、大平板测绘仪等较为复杂的仪器,被使用于早期的考古绘图工作中,现已基本淘汰。现今多使用全站型电子速测仪和实时动态差分测量,大大提高了考古绘图工作效率和精确度,是考古学数字化的重要工具。洛阳铲也是同时期开始应用的田野考古工具,包括手动洛阳铲——是指传统的通过手动进行操作的洛阳铲。也脑阔电动洛阳铲——电动洛阳铲是手动洛阳铲的电动化、机械化。针对不同的地下情况。分为土层型电动洛阳铲和延时性电动洛阳铲。电动洛阳铲其工作效率是普通工人的15倍之多。除洛阳铲之外,还有手铲、考古铲、普探铲、泥(套)探铲、灰桩铲、炮眼铲、刷铲以及各种型号探铲、各种专业考古工具组合式考古探针、墓中探取物用的专业工具T形探针等。除此之外还有摄影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相机——数码单反的话,还有RAW档的软件、电脑、CD/DVD、外置移动硬盘、充电器/电池、记忆卡、防水相机袋,干躁剂、眼镜布、橡皮吹球、干净的尘扫等,指南针、比色比例尺、比例杆、打印照片的小装置等。除此之外,还需要健康保护用品如长沿的帽子、衣物、防晒用品、防虫咬用品、有效防紫外线的太阳镜、手套、消毒药水、胶布、护膝、鞋、水壶、巧克力点心、止痛膏药以及各种常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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